1917年7月1日，因“府院之争”而率辫子军入京的张勋，悍然发动复辟，宣统帝溥仪于下午1时发出上谕。有小贩在叫卖载有《上谕》的报纸时高喊“卖文物”。
第二天，北京停刊以示抗议的报纸达14家之多。因此，在张勋复辟期间，北京只有一家大报继续出版，那就是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的日资报纸《顺天时报》。《顺天时报》成为这场复辟闹剧的唯一媒体见证者。《顺天时报》独家纪录了复辟当日北京的真实情形：
内外城商家于午后三时皆陆续高揭黄色龙旗，各路车站电报局等处皆有张勋之兵把守，地方秩序尚属安静，街上人民较常增多，盖多系瞧热闹者，其神色有欣然而喜者，有面带忧愁者，是日中央公园因系清室社稷坛，故将游览券亦停售矣。下午二时及四时，京奉路前门车站搭车赴津者顿形拥挤，尤以妇孺为最伙，盖多系各部司员之眷属云。但总统府内土山上尚揭挂五色国旗，而财政部参谋本部于下午仍有五色旗飘扬飞舞，其他各部于五色旗及黄龙旗均未揭挂。
整座城市并不像外地读者想象中的混乱，七版的“本京新闻”如《旗人欢喜若狂》、《戏园减售半价》，更让人意识到也许北京普通民众对国体变更并不如知识分子那样反感。这对于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民众身上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颇为沉重的打击。难怪在身处其中的周作人笔下，那是一个如此平静而烦闷的夏日：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了满身的不愉快。这感情没法子来形容……当时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但是有一节云：“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出烦闷的情形。对于周作人而言，因为亲身经历的缘故，张勋复辟的刺激比洪宪帝制还要大得多，除了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失望，也包含着对麻木的民众的痛心，故而“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知堂回想录》）
随着段祺瑞马厂誓师和反张军队的逼近，恐慌不可避免地降临古老的京城。《顺天时报》的“本京新闻”中充斥着复辟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年号改用宣统，公文也改题旧历，“中华门”的匾额撤下来换成“大清门”，这些都是意料中事。让人惊异的是正阳门火车站和东直门车站两日内竟收入70余万元，“此事洵为火车设有以来未有之收入”；而因为要人纷纷出京，无人使用电话，电话局蒙受了巨大损失；店铺伙计的几句闲话召来了牢狱之祸，张勋的辫子兵横行街头，对稍有不敬的路人大打出手；民元以来低眉顺眼的旗人又开始趾高气扬；邮递暂停，商铺关门，火车停开，大批旅客滞留车站，金价暴涨，烟腊铺也随着食品供应紧张大发洋财，法国兵开出东交民巷保护教堂……《顺天时报》全面展示了复辟时期北京城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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