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在当时会引发大争议？主要在于这个新党一改之前西式民主式政党的面貌，首先宣布以讨袁作为革命目标。但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全部由革命党党员完全负责。与此同时，党员还要按入党时间先后，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享有不同级别的政治权利。所有入党者皆要按手印、立誓纸，宣誓绝对服从总理，即孙中山本人。这种高度集中权力的政党令包括黄兴在内的很多老革命党人都无法接受，他们拒绝入党，一部人选择离开，组建了欧事研究会。
其实但凡了解孙中山生平，都知道他绝非一个贪恋权位、醉心于集权的独裁者。但为什么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如此不近人情，甚至近似于封建会党呢？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的确让孙中山碰壁了，这次挫折比以往历次反清革命失败对他的打击都要大，毕竟这是民国成立后，他曾乐观认为政治革命已完成，醉心于社会建设之际，忽然被军阀的铁拳击碎了所有幻想。当袁世凯向革命者举起屠刀之时，国民党人松散涣散的表现也令孙中山痛心疾首。中华革命党的铁血章程，是孙中山痛定思痛的结果——他需要一个绝对服从于自己指挥的党。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由日本返抵上海，他力排众议，主张武力讨袁。
孙中山当然也有一批忠实的拥护者，如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务部长许崇智、政治部长胡汉民等人，他们全力追随孙中山，投入反袁武装斗争。不过在这个时期，孙中山的革命目标也有其局限性，革命最大的敌人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但中华革命党主要目标都集中在讨伐袁世凯，对于帝国主义问题则或多或少采取回避态度。虎视眈眈的列强也正是看到革命党人不敢于公开反帝的弱点，不遗余力支持袁世凯政府镇压革命，导致革命党人举步维艰。在这一阶段，孙中山也深刻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他指出“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至1915年夏末，孙中山决定正式组织中华革命军，同时派出各省军区负责人，派遣人到各省进行反袁斗争。
就在中华革命党人在各省发起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之际，袁世凯也在复辟帝制的道路上狂飙突进。1915年，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所谓“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言论就不断在社会上传播，继而又有各界人士纷纷“请愿”恢复帝制。终于，1915年12月11日，“国民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同意君主立宪制。当日，各省代表“民意”第一次请求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也效仿古代帝王三推三让的把戏，以无德无能婉拒，直到第二天（12月12日），代表们第二次请求恢复帝制，袁世凯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之后，他预定将国号改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至此，孙中山以及无数先烈奋斗换取的革命果实完全为袁氏所窃取，正如辛亥革命功臣蔡济民在《书愤》所写：“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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