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崛起就在于他在国民党内总能先人一步，当国民党内都纠结于党统的时候，蒋介石抓住了军权，当所有人都纠结于军权的时候老蒋又抓到了党统，当所有人都纠结于党统的时候，老蒋又抓住了财权，在各个时期，要抓的关键点不同，而老蒋总是抓住了几个时期的关键点，所以他才一步步地壮大了起来。
先说说军权，还是在1924年黄埔军校刚筹建的时候，蒋介石是当时黄埔军校的筹委会委员，对于军校的筹建老蒋也是尽心尽力地操办，本以为军校建成之后自己能当上校长，不想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校长的人选确实许崇智，得知消息的老蒋一气之下就回到了浙江奉化老家，索性脱离了革命队伍不干了。
可当时国民党中的军事人才很少，老蒋走了以后也觉得有些可惜，再加上老蒋与许崇智的私交不错，于是许崇智便亲自到浙江奉化，又把老蒋给请了回来，老蒋也就这样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不过即便是校长，当时他在黄埔军校也不是一把手，而是三把手，真正的一把手是孙中山，他兼任了黄埔军校的总理，二把手是廖仲恺，他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三把手才轮到老蒋。
那么当时老蒋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如何呢？其实如果把你放在当时，你绝对不会想到老蒋会成为国民党的老大，即便在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老蒋在国民党中也只能勉强排到第五的位置，在他前面的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和许崇智。
汪精卫在历史上是个大汉奸，但在当时来说他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时候一直陪在身边的就是汪精卫，一手操办孙中山葬礼的也是汪精卫，就连孙中山的遗嘱也还是汪精卫起草的，那句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名言就出自那份遗嘱。
排第二的胡汉民是国民党中的元老，早在同盟会之前就跟着孙中山了，在清末的一系列起义中，胡汉民为革命党多方筹款，还亲自参加起义，为国民党的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排第三的廖仲恺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他是国民党联系苏联的纽带，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就是由他牵线搭桥促成的；排第四位的许崇智是负责掌控军队的，孙中山放心地把军队交到了许崇智的手上，这也能说明对他的信任。
▲历史上的汪精卫是个著名的大汉奸，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国民党内呼声最高的人物
这四人是当时国民党内绝对排名前四的人物，老蒋在国民党中最多只能排第五，但之后仅仅过了一年，老蒋就从第五迅速窜到了第一。
首先在孙中山死后，汪精卫和胡汉民撕逼了起来，因为他们是国民党中的老大和老二，对于汪精卫来说，胡汉民对他老大的地位威胁最大，而对于胡汉民老说，他要当老大，汪精卫是他最大的对手。而汪精卫得到了国民党内包括廖仲恺、许崇智、老蒋等人，尤其是苏联代表鲍罗廷的支持，从而把胡汉民架空，老蒋的位置因此提升一位，到了第四。
之后不久，在1925年8月的时候作为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遇刺身亡，这起案件也成了轰动当时的大案。案件发生后，广州国民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老蒋组成的三人专案组，专门负责调查此案。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很快就查到胡汉民的堂兄弟与本案有关，于是汪精卫就下令逮捕胡汉民，后来经过一番折腾，虽然胡汉民最终没有被逮捕，但也因此失去了权势，成了国民党中的边缘人物。后来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案件还有些军方的背景，于是许崇智很快就成了案件的重大嫌疑人，许崇智为了避险便选择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经过廖仲恺案，二号人物胡汉民被边缘化，三号人物廖仲恺遇刺身亡，四号人物许崇智出走，老蒋的地位一下子就由第五升到了第二，成为了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人物。
廖仲恺案过后，汪精卫虽然是国民党的一把手，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却使他逐步丧失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当时国民党内还存在着势力极大的右派，又称“西山会议派”，主要由国民党内的一些精英分子组成，他们主张要将苏联顾问从革命队伍中剔除出去，这种行为自然令苏联代表鲍罗廷非常不满。而汪精卫却因为性格的懦弱，又摆不平右派，鲍罗廷便逐渐对汪精卫失去了兴趣。
恰好这个时候老蒋掌握了军权，在“中山舰”事件中又表现出了非常坚决果断的一面，令鲍罗廷刮目相看，鲍罗廷的眼光便逐渐由汪精卫转到了老蒋哪里。而且当时老蒋还是个著名的左派，不但把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去学习，自己还经常读一些马列著作，这也使鲍罗廷觉得老蒋是个“可以团结的人”，便转而支持老蒋。于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老蒋在1926年年中成为了国民党中常会的主席，顺利登顶成为了国民党的老大。
PS：“中山舰”事件简单来说就是当时中山舰被莫名其妙地调到了黄埔，老蒋见中山舰开到了他家门口，以为是有人要抓捕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想先下手为强，不过后来证明这个事情是个乌龙，没有人要抓捕他，老蒋在知道情况后就停止了军事政变。
其实在老蒋刚登顶的那段时间里，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军权，因为那个时候国民政府要发动北伐，而要发动北伐就要将大量的资源和权力都集中到军队手中，所以那个时候谁掌控了军队，谁就最有可能登顶国民党老大的位置，而军队就掌控在了老蒋的手里。
不过这只是老蒋的第一次登顶，其中也夹杂了很多运气成分，甚至可以说是捡漏。但后来的事情就非常复杂，从1926年到1932年的这6年时间里，老蒋的位置一直都不稳，期间发生了北伐战争、宁汉分流、宁汉合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等是事情，那么老蒋是怎么坐稳他的位置的呢？
先说说老蒋的位置为什么不稳，第一个原因在于作为军人出身的老蒋其实不会打仗。
老蒋在成为国民党老大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就展开了北伐，在北伐过程中，他军事能力的不足就充分暴露了出来。他的嫡系第一军在北伐中没起到什么作用，比如在南昌和徐州，都是老蒋亲自指挥出来的败仗。而北伐主要靠的还是叶挺的“铁军”第四军和桂系的“钢军”第七军，在北伐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针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那个时期，主要的硬仗恶仗都是第四军和第七军打的，基本就没老蒋什么事。
作为军人出身的老蒋，总是打败仗自然就不能服人了，于是李宗仁、冯玉祥这些国民党中的大佬就又把汪精卫给请了出来，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因为政府在军队之上，所以老蒋一把手的位置也就丢了。
对此老蒋当然是不干了，于是就跑到南京，也拉起了一个摊子，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跟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立了起来，史称“宁汉分流”。不过老蒋的这个摊子在当时得到的支持也不多，成立了没几个月就实在撑不下去了，老蒋便在1927年8月下野，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下野。在老蒋下野后不久，武汉政府就与南京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
第二个原因在于他当时的性格，什么好事都自己拿着，身兼了一大堆的职务，国民党内的大佬们一看在老蒋哪里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就自然都投靠到汪精卫那一边去了。少了党内大佬们的支持，老蒋也独木难支。
那么他后来怎么就站住了脚呢？还是在于两点，第一是抓住了党统，第二是抓住了财权。
先说说党统。其实在北伐战争胜利之后，也就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形势上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就发生了转变，原先争的是法统，之后争的就是党统了。
法统，就是国家的宪法构架，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所有战争都是围绕法统展开的，无论是护国战争还是护法战争、直皖大战、直奉大战等等，虽然也是靠的武力，但还是争的宪法上的统治权。因为清帝退位的时候，将国家统治权交给了北洋政府，这个时候北洋政府就拥有了法理上的国家统治权，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所有的军阀争的都是对北洋政府的控制权，控制了北洋政府的法统，就等于获取了全国政权，这就是法统之争。
当北伐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就一家独大了，这个时候谁是法统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拥有国民党最正当的继承权，而老蒋和汪精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争的都是“孙中山继承人”，也就是党统的身份。
汪精卫就自然不用说了，追随孙中山多年，一直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而老蒋却跟孙中山没什么联系，虽然老蒋一直自称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但至少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他跟孙中山之间是没什么关系的，那老蒋是怎样拿到党统的呢？
这就要说到史上一桩著名的婚姻了，1927年8月老蒋在下野后也没干别的，就跑去结婚了，娶的还不是一般人，是宋氏三姐妹之一的宋美龄，对此当时报纸刊登出的头条就是“中美合作”，蒋中正之中与宋美龄之美，恰到好处地形容了这桩婚姻的性质。但报纸只是说出了表面性质，实质上这就成为了老蒋拿到党统的关键。
宋氏三姐妹的老二是宋庆龄，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是国母，是孙中山的遗孀，老蒋娶了宋美龄之后，他跟孙中山之间就是连襟了，在当时的普通老百姓看来，老蒋和孙中山就是一家子，所以老蒋说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这话人们自然是信了。
不过老蒋也有自知之明，虽然从关系来说他跟孙中山是平辈，是连襟，但他也知道要自降一辈，自称是孙中山的学生，是继承者，甚至孙中山是国父，自己是他儿子，这就等于在众人面前叫了声爸爸。
比如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的高层官员到北京碧云寺去祭奠孙中山，老蒋作为北伐军总指挥，担任了主祭官。在祭奠的时候，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都在旁边恭恭敬敬地站着，只有老蒋一人站在中间搞了场感天动地的表演，在开棺瞻仰孙中山遗容的时候，老蒋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拍打着棺材哭得是昏天黑地，哭成了一个泪人，这就是表演给所有的人看，棺材里躺的是我老蒋的爹呀。在民间的祭奠仪式上，哭得最惨的是儿子，老蒋就用这样的表演去确定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继承人的关系，这样的表演很多，表演得多了，人们自然就觉得，老蒋确实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了。
当时著名的文人章太炎对此就写了副对联，写得很毒，其中的下联是“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意思就是说，满朝都是干儿子，这个事情在过去只有一个人干过，那就是魏忠贤，只有魏忠贤才会满朝都去认干儿子，而恰好魏忠贤也葬在了北京碧云寺。
第二个意义是中美合作，宋氏三姐妹包括宋子文都是美国大学毕业的，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在中国嫁给了一位最重要的年轻将领，这老蒋就成了我们美国人的女婿了，而且这女婿还跟我们很合拍，皈依了基督教，所以从此老蒋要从美国人哪里得到支持，就有了这么一份香火之情，这个作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个意义在于老蒋得到了一个由亲戚组成的私家班底，小舅子宋子文担任他的行政院长，连襟孔祥熙担任他的财政部长，所谓“四大家族”就是在哪个时候形成的，有了班底，什么事情就好运作了。
再说说财权，其实这点比党统还重要。
在汪精卫组织武汉国民政府的时候，当时老蒋还带着部队在南昌打仗，一看汪精卫演了这出戏，就感觉情况不对，于是调转枪头，拉着军队直扑华东上海而去 。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中国的财富之都，工商业、金融业、江浙财阀都集中在上海。但并不是你通过武力占领了上海就能在上海拿到钱的，当时上海繁华的地区都在租界，而租界是帝国主义的地盘，老蒋就是胆子再大，也绝不敢把军队开进租界，直接跟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干，所以他需要一个方便的法门，让上海的资本家们主动把钱拿出来。
▲当时谁能掌控上海，谁就掌控了财权
而在国民党所有人当中，老蒋却是最有资格和资源从上海拿到钱的，这话怎么说呢？其实在国民党中有个基因确实只有老蒋能继承，别人还都继承不了。孙中山早年在美国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他就知道该怎么玩经济，但国民党内除了孙中山，其他都是一些文人和政治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玩经济。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也提出过要搞交易所，甚至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也曾要求同盟会的成员，包括老蒋去交易所当经纪人，因为用这种方式挣钱效率非常高，挣了钱可以用来补贴革命。早期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是找富人一两银子一两银子借来的，到了后来他意识到可以利用现代金融工具来搞钱。
所以老蒋在上海当证券经纪人的那段时间，就跟虞洽卿、黄金荣以及一些江浙财阀们就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是孙中山从事证券金融筹钱事业最早的参与人之一。后来老蒋领导北伐战争，带着军队回来了，上海的资本家们，那些江浙财阀们就开始算账了：汪精卫远在武汉，大家跟汪精卫又不熟，所以支持汪精卫风险很大。而老蒋是大家的老熟人，手里又掌控了军队，所以支持老蒋更划算，于是老蒋就迅速与上海的金融工商界达成了交易，老蒋为他们寻求政治庇护，他们为老蒋筹钱。
不过要从万恶而狡猾的资本家手里搞到钱，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老蒋因为早年有过金融行业的从业经历，所以对其中的内幕也早就摸了个门清，后来他不但能让资本家们主动交钱给他，还能搞各种敲诈，当然这个中间有很多复杂的过程，在此就不细说了，总之，如果不了解其中的运作，要从上海资本家们手里搞到钱是几乎不可能的，这点在国民党内，也只有老蒋能做到了，老蒋是充分地把孙中山搞金融的这个基因给继承了下来。
后来老蒋为什么能屡次下野，又屡次重新掌权呢？因为在国民党内，除了老蒋谁也不能从资本家哪里搞到钱，没有钱，政府和军队都无法运作，大家就只好把老蒋又给请了回来。
搞定了上海的资本家后，老蒋就顺利地从上海拿到了钱，他就拥有了对其他军阀的绝对优势，因为其他的军阀都很难搞到钱。就拿阎锡山来说，他在山西，虽然也能就地征粮筹款，但这种征收是非常费劲的，而老蒋从上海的资本家、金融家哪里随便一笔就能搞到几百万，拿钱成本的差距是极大的，很多时候打仗靠的就是瞬间能集中资源的能力，所以在后来的新军阀混战中，比如著名的中原大战，老蒋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军阀混战的时候，老蒋很大程度上占的就是这个便宜，后来李宗仁也说，蒋先生打仗 是不行的，但他有两个绝招，一个是拿钱去收买对方，另一个就是分化瓦解对方，这两招其实就是一个招，用什么去分化瓦解对方呢？不就是钱吗？所以新军阀混战中，老蒋赢下来是没有悬念的，因为他太有钱了。
这个就是就一直延续到了1932年，老蒋在国民党中一把手的位置就确定下来了，因为到了1932年，日本人带来的外部压力就太大了。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据了整个东北，1932年又发动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有随时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可能，军阀混战就由主要矛盾下降到了次要矛盾，民族矛盾则上升到了主要矛盾，老蒋作为政府的首脑，自然就成了领导全国抗战的核心了。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老蒋也对自己的策略做了些调整，不再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占着，把大量重要的职位都交给了国民党内的其他大佬，如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自己只占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位置，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听很多人称呼老蒋是委员长，大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就是老蒋崛起的整个过程，总的来说，首先还是运气，历史给了他捡漏的机会。之后在北伐战争时期，最需要军队的时候他掌握了军权。在“宁汉合流”之后最需要党统的时候他掌握了党统，而在掌控了党统的同时，他还掌握了更为重要的财权，这就是他能够崛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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