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蒋介石难言的烦恼和困难

悠悠文明史，煌煌耀九州。华夏炎黄的巍巍巨轮，在苦难挫折中乘风破浪，漫漫五千年矣。这其间，改朝换代，乾坤更替，乃是人间常态：

“但凡一王朝建立初期，总是战战兢兢，事事用心，人民或能稍微安居乐业；但承平百年之后，往往王权衰微，吏治腐败。若再遇荒旱水灾，百姓易子而食，揭竿斩木者，不绝史书”。

这一历史发展的“兴亡周期率”，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前，运行千载，无可突破。回望最近的那次“改朝换代”。

建立初期的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等人的领导下，也有着一批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奋斗拼搏——“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心奋斗”的振臂疾呼声，犹在耳畔；“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的抗日义士，同样名垂青史！

然而，曾经“一统河山”，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政权，从勃然兴起到兵败山倒，只有短短数十年。那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国民党，为何会在中国大陆折戟沉沙？那位“党国总裁”蒋介石，又有哪些难言的困难和苦恼？我们共同探析之。

一、“正义与邪恶的博弈较量”——国共两党纷争纠葛的历史简析伟大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初期，作为当时“国家领袖”蒋某人的个人威望，可谓是“登峰造极”。当年的国民党更是“兵强马壮”，统治着全国多数大城市、拥有三亿多人口、近八百万兵力。而我们当时的人民政权，仅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一百余万军队。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党的领导人曾通过“重庆谈判”等方式，积极争取国内和平。但背信弃义的国民党，最终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悍然挑起内战，最终“作茧自缚”。那么，强盛一时的国民党，为何会失去大陆？“后起之秀”的共产党，又如何能赢得天下？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国共两党的纷争历史，做一简要梳理。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国共两党的斗争，就是人民与反人民力量的博弈，是正义与邪恶的在中华大地的终极较量”。幸而天佑我中华：五星红旗的绚丽光辉，最终驱散了“白色恐怖”的阴霾迷雾。

八年的全民族抗战，是决定我华夏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历史事件。在抗日战争中的合作与斗争，是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缩影。

首先毋庸讳言的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虽罅隙丛生，但总体还是相互配合的。如若缺失了任何一方，日寇就会集中全力压向另一方，从根本上危及全国抗战的大局。

总之，这两个战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完整的壮丽画卷。

但从另一方面讲，国民党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也是不容狡辩的历史事实。

具体而言，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处心积虑，阴谋削弱甚至消灭我党，并为此残酷地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国家抗战的大局，在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始终坚持“斗而不破”，忍辱负重，苦苦支撑着抵御外侮的“千钧重担”。

正如“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同志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中，所讲的那样：“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在维护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稳若泰山的战略定力、积极乐观的战略自信，以及机智灵活地驾驭复杂局势的领导能力。

换言之，正确处理国共矛盾，既联合又斗争，即重视抗日合作，又正视彼此间存在的严重分歧。以一种合作协商的方式一致对外，便成为了经常需要运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

正如周恩来同志在1946年所总结的那样：

“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第三点，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共产党人心里装着民族和国家，所以他们胸怀宽广，希望化干戈为玉帛。我党的高风亮节，一方面成功化解了抗战时期许多国共矛盾冲突，即便是因为国民党顽固阻挠而无法解决，也为我党争取了民心民意和道义支持。

所谓“以史为鉴，可明得失”，中国共产党人也牢记着历史的教训，所以他们对那些“敌对的同胞”，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如果只有合作而忽视斗争，或者因为害怕矛盾而疏于斗争，不做“两手准备”。

那么，一旦那些那些反动派翻脸无情，背叛国家革命，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国民大革命中，我党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无比深刻！

再从另一方面讲，在日寇侵华的大背景下，如果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甚至因出于义愤而“冲冠一怒”，导致内战爆发。其结果只会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使得侵略者坐收渔利。

坦率地讲，在那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政权始终坚持抗战，没有像汪精卫、殷汝耕之流那样，投敌卖国，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抗日决心，始终不甚坚定。反而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同胞，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始终被其视为“心腹大患”，而非“抗日同盟军”。

所以，他们总是无端挑衅一心抗战的人民子弟兵，刻意激化矛盾。妄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削弱乃至于伺机消灭共产党军队。

在抗战胜利后不足一年时间里，国民党就倒行逆施，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策动之下重燃战火，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彻底破裂，国民党最终丢掉了政权，丧尽了人心。

二、目标宗旨方面，国民党丧权辱国，荼毒百姓，共产党心忧天下，造福苍生1948年，已经注定“兵败山倒”的蒋某人，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声色俱厉地痛斥说：“老实地讲，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历史淘汰了。”

抗日战争期间，前线将士浴血奋战，“陪都”重庆的官老爷们却是“后方紧吃”，还恬不知耻地说道：“中国地大物博，好点西吃喝不尽”。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高官政要们想的不是如何安抚百姓，医治战争创伤，重整河山，而是如何“鱼肉百姓，致富发财”。

一众高官们争当“接收大员”，急攘攘蝇争血般涌入城市，打着“接收敌产、逆产”的噱头，劫掠民财。老百姓斥之为“刮民党，遭殃军”：“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样的政党和军队，丧失政权，又有何奇怪？

而彼时在革命圣地延安和其它解放区，干部百姓们说的和听到最多的词汇，就是“人民”——这是一个来自劳苦大众，以人民为本位的政权和军队。共产党人提出的“为大多数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治诉求，得到了中国人民广泛的认可和拥戴。

我们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之中。伟大人民战争的非凡伟力，也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我们人民军队时刻坚守着铁的纪律，对百姓秋毫无犯，人民万众敬仰！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反攻倒算”，我们的革命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装备奇缺，生活更是极其困难。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立即给部队“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当然，人民群众绝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子弟兵受苦。

在当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大别山的部队，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代的的战斗任务，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类似的亲民爱民的案例，在我军的历史上不胜枚举。当年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某高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共产党军队的后面，都是老百姓，有的给共军推车，有的给共军治伤员，有的给共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

我人民解放军凭借着铁一般的纪律和人民情怀，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军民关系坚如磐石。不仅如此，我党还始终坚持“天下财富，取之于民，亦当用之于民，藏之于民”的原则，真正让普通百姓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1947年，当“刮民党”们还在大肆盘剥百姓的时候，我党在解放区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革除了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广大农民兄弟“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就在这一年的9月10日，住在河北西柏坡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翻身农民的信。

信里发自肺腑地感谢道：“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的饿死了。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

中国的人民，就是这样知足常乐，淳朴善良，谁对他的好，他们都会记在心里，世代感念。一页发黄的信纸，几句朴实无华的感恩问候，将我党的人民宗旨、人民情怀，和对人民群众的血脉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背离人民，欺压人民的人，终究会被人民抛弃。而真诚为人民谋幸福者，也必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天理昭昭，人心向背”，从来都不是一句虚言妄语。时至今日，“枪为人民扛，仗为人民打”的革命情怀始终不曾褪色。

从炮火连天的战争中走来，我们人民军队的英魂不变——从日常的训练备战、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疫攻坚，到国际舞台上的护航维和、人道救援，事实一次次证明，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勇铁军。

三、军事战略层面，国民党派系庞杂，组织无力，共产党精诚团结，斗志昂扬几百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为什么短短几年间就被打得“丢盔弃甲”？从军事战略层面讲，国民党区内部派系复杂，组织无力，许多决议即使正确，也难以贯彻实施。

具体来讲，仅仅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就有中央军（黄埔系）、西北军（冯玉祥、国民联军）、东北军（张学良）、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晋绥军（阎锡山）等几个大类。

不仅如此，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央军”内部，又细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何应钦牵头的“老黄埔系”，和陈诚为代表的新黄埔系。何应钦有所谓的“四大金刚”，陈诚手底下也有“十三太保”。

即便这两位“大佬”的部队里，同样“细分山头”——1944年陈诚担任军政部长之后，其主导的“土木系”开始成为整个黄埔系的“天选之子”，其部队规模膨胀至10个军，大部分还都装配着最先进的美械武器，而且基本没有在抗战中被消耗过：

一支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在民族危亡之际，不到战场上杀敌报国，反而成了专门为“党国领袖”服务的“皇家禁卫军”和“老爷兵”，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除了陈诚的“土木系”，新黄浦系还包括杜聿明的“第五军系统”、王耀武的“第74军系统”、郑洞国和孙立人的“驻印军系统”、胡宗南的“第一军系统”、汤恩伯的“第13军系统”等。

如此庞杂的军队派系，个个都怀揣着自己的“小九九”，各自为政，人数再多也是“乌合之众”。

例如，早在1948年，蒋介石通过分析内外局势就认为，东北被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已经不可逆转。为了收缩战线，“握紧拳头”，他三令五申地责令卫立煌，把东北地区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以保存实力。

坦率地讲，蒋介石的这个决议还是“正确”的——如果卫立煌真的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恐怕还要多打上几年。但“非我族类”的卫立煌将军，没有听“蒋校长”的话，拖延应付之际，东北地区早已“换了人间”。

后来在东北地区“关门打狗”局势形成之后，卫立煌的军队也危在旦夕。

蒋介石又开始做盘踞华北的傅作义的工作，要求傅作义把华北50万精兵强将，退守长江以南。如果傅作义真的照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就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解放战争也很可能因此推迟数年胜利。

但当时的傅作义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那位“蒋委员长”生性多疑、刚愎自用，且最喜欢嫁祸他人，万一日后算起“华北失守”的旧账，我傅作义岂不是现成的“替罪羔羊”？况且，我的军队来自北方，离开了华北老窝，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军政长官大员，如何能没有地方根基？

就是在这样的互相猜忌、派系纷争、各怀鬼胎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正确”决议得不到贯彻，且彼此之间相互掣肘消耗，最近耗尽了国民党军队的“元气”。

对此，蒋介石自己也不无感慨地痛斥道：“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相比之下，我党则完全是另外一派大好风光。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战争展厅里，“人民的胜利”，5个烫金大字格外醒目。

一副主题为“人民支前”的浮雕，展示的是人民群众与人民解放军勠力同心、并肩战斗的生动场景——严密组织，精诚团结，上下协力，军民同心，是我们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重要法宝。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组织建设。我党第一份《革命纲领》就明确规定：

“只要有5名以上的党员，就应成立党的委员会；10人以下的的地方党的委员会，应该设立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党委会应设立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党的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必须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监督”。

1927年，毛泽东同志主导了“三湾改编”，初步构筑了在工农红军队伍中，建立各级党组织的制度。通过“在连队中建立党支部，连以上建立党代表”的制度安排，“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正式确立，成功解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问题。

1948年，毛泽东主席又组织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得到了全党的一致拥护。这份报告集中解决了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向中央报告并请求指示的问题，使一切必要的权力，尽可能集中于党中央，从而使党的组织体系更加严密。

时至今日，我党“民主集中制”的普遍原则依然是：“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

概括来讲，我党通过严格有效的组织活动，坚决克服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小山头主义”，保障了党和人民的集中统一领导。

而这一点，正是人民解放军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前提条件——恰如我们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所唱的那样：“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四、人才战略层面，国民党任用奴才，打压人才，共产党礼遇贤才，人尽其才所谓“用兵治国之道，唯在得人才而尽用之”。领袖者虽自己不能攻城略地，舌战群儒，但只要能罗网人才，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就能治国平天下。一样的道理，国共两党的不同命运，也与其人才战略密切相关：国民党任用奴才，打压人才，共产党礼遇贤才，人尽其才。

张学良先生在晚年回忆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蒋先生这个人，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

张学良还进一步解释道：“什么是奴才？怎么去区分人才和奴才？人才要有才能，有人格，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有血性，不管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而奴才最大的特点是听话，没有人格，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

张学良还举了一个例子，像陈诚这样的几乎毫无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就因为善于吹捧谄媚，而深受蒋介石的赞赏，僭居国民党高位：“像陈诚、戴笠这样口蜜腹剑的小人，整天围在蒋先生身边，真正的人才近不会去接近了”。

国民党内部不是没有人才，但“亲小人，远贤臣”的人才政策直接扼杀了人才发挥作用的空间。

相比之下，我党始终都是尊重人才，礼贤下士。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批仁人志士、热心青年纷纷奔赴延安。

我党更是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悉心优待：但凡愿意为人民的事业出一份力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兄弟，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都能收货应得的荣誉和尊重！

五、结束语一言概括之，腐化变质、背离中山先生遗训的国民党反动派丧失政权、败退孤岛，是时势使然。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内因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国民党在大陆丧失政权的关键，还在于其自身出了问题——“中华民国政权”的溃败源于党的失败，由党的腐化，而蛀蚀政治经济军事。

正如蒋某人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国民党的失败）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败，藩篱尽撤之所招致”。

一言蔽之，国民党政权的背离人民、特权滋生、贪腐无度、纷争内耗，都注定了这个政权将被时代的洪流击碎冲垮。这些问题，也是蒋介石一生难言的“苦恼与困难”。

同样的道理，爱国忧民、励精图治的共产党执政兴国，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更是我神州儿女之大幸——上百年的我党奋斗历史、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都无可辩驳地验证了一个真理：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国；中国如今的繁荣昌盛，也足以告慰那些捐躯卫国的共产党英魂先烈，更让代表人类历史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熠熠生辉”！

六、参考文献[1]金冲及等著：《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

[2]（英国）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国）费正清著，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介石日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4]尹晓宇：《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载《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1期。

[5]吴云峰：《皖南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军事守势、政治反攻策略的形成——以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来往电报为中心》，载《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6]程光安：《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维护国共合作的主要策略——以《群众》周刊为考察中心》，载《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

[7]张佩仪：《大革命时期国共的党内合作及其对国共关系的影响》，载《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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