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机关就是德式MP1918系列冲锋枪，包括MP1918，也包括MP1928，还包括该枪在中国的仿制品。图01 花机关自从冲锋枪被引进，直到抗战胜利，中国的兵器分类中是没有冲锋枪一词的，当时的冲锋枪称法很多很不统一。1940年1月，由兵工署下发的《军械统一名称汇编》中，将枪类分成步枪、轻机枪、重机枪、高射机枪、手提机枪、手枪、信号枪和掷弹筒等八种。从那时起，手提机枪成为今天意义上的冲锋枪的正规叫法。至于冲锋枪被称作冲锋枪取代手提机枪的名称，大概是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才开始的。手提机枪中的MP1918系列，在民国时期的俗称很多，一般称作“花机关枪”、“花机关”、“伯格曼”、“百格门”等，川军中戏称其为“虼蚤笼笼”，粤军中则戏称其为”猪笼机”。用得最多的还是“花机关”。为什么叫花机关，是因为该枪枪管外的散热筒上，开有多个圆孔，故得此俗名。图02 花机关之花筒和左置的弹匣花机关的部件主要也是机加而非后来的冲压，但它和汤姆逊冲锋枪相比，尽量地减少了旋、削、磨等工序，对机床的精密性要求降到了最低，使生产成本和工艺都得以降低，可以很方便地仿制。国内最早生产花机关的是上海兵工厂，是在1923年开始生产的，之后沈阳、大沽、巩县、汉阳等厂亦先后生产。再后来，几乎所有的军阀控制的兵工厂和修械所都一窝蜂似的生产此枪，出品甚多。最初仿制品中，是以7.65毫米口径为主。后来，除金陵厂出品的伯格曼仍采用7.65毫米口径外，其他仿制品的口径则都改成了7.63毫米，以求与毛瑟手枪子弹通用。花机关的原型枪，其弹匣是在枪身的左侧，国内仿制品多数也是如此，但也有例外，由天津大沽造船所和青岛兵工厂仿造的花机关，则是将原置于枪身左侧的弹匣改在了枪身的正下方。图03 弹匣在下方的花机关在一些描写英制斯登冲锋枪和苏制波波沙冲锋枪的生产情况时，经常说到它们对生产工艺的要求之低，以至于可以在地下抵抗组织的私人作坊和集体农庄的农机修理厂里进行生产。这样的文字，看得出描写者对此感到十分的惊讶。其实，他们只要认真地了解一下花机关在中国的生产情况，就不会再对斯登等枪的生产感到吃惊了。四川有个小军阀罗泽洲，拥兵不过一师之众，在各路川军中不过是老幺而已，但就这么一个袖珍级别的小军阀，他就曾设厂专门制造花机关并大量出品。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既穷困，为时又极短暂，照想象，是根本不可能设置兵工厂的，但他居然也设厂生产出了花机关。红军游击区的情况绝对不会比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强，可它也有生产花机关的纪录。闽南有个豪强土匪高为国，不过是个地头蛇而已，谁能想到他也生产出了花机关呢？当然，用不同的生产设备与不同的材料生产出来的枪，其质量寿命就不好等量齐观了，但对于当时全国军队整个的装备情况来说，只要能坚持打上几仗，每次射击时能把密集的弹雨泼出去，也就算是可以了。说到这不由联想起前些年青海化隆一些农民在自家地窖里非法生产冲锋枪和手枪的情况。要是红军生产的花机关能够具备化隆造的水准，也就可以抵挡一气了。图04 北洋军阀时期一名士兵手中的花机关为什么各路军队都愿意投产花机关呢，特别是那些本来已经很穷困的军队，却为何也要生产此枪呢？个人的猜想，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作为步枪、机枪来说，如果没有优质上等的钢材和精密的生产工艺，枪械的寿命、射击精度、射程等就不好保证，而精度和射程保证不了，对于步枪和机枪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抗战时川军使用的省造步枪就因此引起多方垢病，以至形成笑谈。但对于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冲锋枪身上，就不那么苛刻，再加上前线急需，于是花机关便得以在设备简、材质差、加工粗的情况下大量生产了。说穿了，是无奈之举，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粗制滥造，用在任何地方都是个贬义词，但对于战争状态下冲锋枪的生产来说，却又不无褒义。花机关在中国装备使用的历史相当久远。据个人所能查到的资料，最早使用该枪的战例是1924年直奉第二次战争的玉麟山攻防作战。是时，进攻一方的奉军组织敢死队向直军阵地猛扑，敢死队每人一支手提机枪边冲锋边扫射，而当时的直军官兵还不知道此枪为何物，故其所遭受到的，除了那密集的弹雨，也还有心理上极度的恐惧。获胜后的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在向后方告捷时，对该枪的效能大加赞赏，“惟迫击炮与手提机枪，为山战利器……请速拨前方, 利器既充,克敌自易”。战后，奉军对该枪的生产有增无减，后来奉军高级将领的卫队，便都以此枪为基本配备。郭松龄在倒戈兵败逃跑时，其卫队用花机关进行抵抗，但正是该枪那独特的枪声暴露了郭的行踪，至其被俘获。张宗昌的卫队旅中，主要装备也就是毛瑟手枪与伯格曼手提机枪。每遇战斗最紧要关头，这个被称作“大个子旅”的卫队旅，便和“老毛子队”一样成为张手中的一张王牌。冯玉祥、张宗昌豫东大战时，仅韩复榘部一战便缴获手提机枪3000支，可见张宗昌军中的花机关为数之多。直军装备花机关稍晚于奉军，但也很快普及。由其把持的汉阳，巩县等兵工厂都很快投产此枪装备全军。吴佩孚一直到兵败流亡四川成为孤家寡人，身边都始终跟随着大队装备着手提机枪的卫兵。冯玉祥东出潼关后，控制了巩县和开封两个兵工厂，穷急了的西北军利用二厂不遗余力地生产武器，其中就有花机关的大量出品。冯之手枪旅除了毛瑟手枪和大刀为必备外，花机关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该旅也和张部“大个子旅”一样，是冯军的救火队，一直用于最危急的关头。图05 旧军队一支装备了花机关和盒子炮的手枪队新桂军很穷，但其控制的桂平兵工厂曾有大量花机关出品。1927年黄绍竑到汕头，其卫队全部配备花机关，令日本领事感到十分惊讶。前面提到的川军罗泽洲师，由于自己能量产此枪，其属下的一个团清一色的手提机枪。一个师竟然编了一个手提机枪团，可见其配备比例之大。二十年代末,死于自己部下兵变的直军小军阀刘春荣,死于内讧的热河著名骑匪荣三点，都是被花机关射杀而死的。南方革命军中也逐渐装备花机关。黄埔学生军东征之棉湖一役，当战况岌岌可危，蒋介石濒临绝望之时，何应钦挺身而出，亲率卫士排向敌逆袭，该排人手一支手提式同时开火，给敌以密集扫射，终使战局转危为安，成为历史上值的一书的事件，这一天也成为蒋何共患难的纪念日。北伐之龙潭战役前夕，李宗仁乘船由九江下南京时，曾与孙传芳部队遭遇，李随身所带的驳壳手枪排与同行的陈调元的卫士连进行反击，陈的这个连就是伯格曼手提机枪连。孙部尽管人多又善战，也被驳壳枪与花机关扫的纷纷落水。十年内战时期，卫立煌在鄂豫皖曾经陷入红军包围，面对一边高呼“活捉卫立煌”一边蜂拥扑来的红军，卫之特务连用二十响与花机关猛烈扫射，才终将红军压制，使卫得以脱险，不然卫立煌怕是真的要成为红军的俘虏了。同样的历险，在西北剿匪的刘桂五和四川六路围攻时的范绍增等也曾遭遇过。图06 红军抗日先锋军中的花机关红军中的花机关也占了不小的比例。红军之父朱德，就对驳壳枪与花机关很是青睐。井冈山时期，朱有一个警卫班，即全部装备花机关，每遇战斗危急关头，朱往往亲自指挥警卫班用该枪狙击追敌，甚至亲手操枪参加战斗。林彪在红军时期，曾同时编组过多个短兵突击队，每队编制十余人，人手一支驳壳枪，一支花机关枪和一柄大刀，由林亲自掌握，用于紧要关头的短促突击。众所周知的抢渡大渡河战斗，第一波勇士便是每人一把盒子炮和一支花机关的配备。红五军团的交通营、红四方面军各军的交通队，都是整营整营的装备花机关。国军《陆军第十六师（欠一旅）芷江上坪剿匪战役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1936年1月5日】午后约二时三十分倾，我先头团（九三团）前卫尖兵进至上坪、良田湾附近……与匪接触。匪众千余，均用手提机枪，向我尖兵猛冲……致我九十三团伤亡特重。”在国军的剿匪报告中，类似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很好的印证了红军中花机关的装备比例。十年内战时期，不论红军还是白军，装备花机关枪是极其普遍的。文革前一些影片中，如《金沙江畔》、《突破乌江》等都能看到此枪的身影，但近些年来一些无知的导演将二战时期大量使用的斯登冲锋枪误当成了花机关枪而用于红军手中，还说什么因为找不到花机关所以才用斯登式替代，那要是找不到木牛流马是不是也要诸葛亮用拖拉机替代呢？这让我想起办案过程中一些被抓获的窃贼所说的“因为要过年了没钱回家所以才偷窥”的理由，真是何等的荒唐。图07 伪大汉义军中的花机关有人说二战时的苏军创造了将冲锋枪整营整连集中编配使用的先例，笔者对此实难认同。因为早在二十年代，手提机枪营甚至手提机枪团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并创造了许多辉煌战例了。抗战开始后，中国冲锋枪的生产和使用进入低谷。根据国民政府兵工署1948年《抗战时期与三十六年全年至三十七年一至六月平均每月械弹生产损耗数量表》的统计，从各种械弹损耗与生产情况看，轻机枪的平均月产量与月损耗量是基本持平的，重机枪的平均月产量则是月损耗量的164%，迫击炮为244%，掷弹筒为325%，但手提机枪一项的生产却是空白。由此可以看出，在抗战时期，国府各兵工厂的冲锋枪生产已经完全停止。制造停止，外购受制，部队装备冲锋枪的数量只能是越来越少了。在这八年中，到是仍旧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八路军的窑洞兵工厂中，却仍有花机关的仿制纪录。其具体数字没有查到，数量肯定不会多，但从一些人的回忆和文献中，却知道它的生产是断续进行着的。（图片来自网络，作者未知，如有侵权，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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