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这以前，确也有些个别事例，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我们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有发展，看出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要在鸦片战争后有个交代，看出它们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后面将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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