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简单说来，之所以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出现在宋朝而出现在明朝，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很多人不希望资本主义萌芽在宋朝出现！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静夜史在先前的文章中曾多次分析，静夜史的观点是：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如果说有雇佣关系就算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春秋和战国时期就开始了；而如果说雇佣关系不算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我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这回事。
明朝中期以后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发展，和两宋期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此时的城镇获得巨大发展，脱离土地资料的农民占据了相当的数量，单纯地将明朝中后期定义为资本主义萌芽却将两宋或者更早时候排除在外，确实非常不妥。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改良的前奏，是资本主义到来的曙光。一般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斯大林五分法”的核心思想，作为马列主义成功实践的地区，苏联深刻影响了我国近代的发展。特别是建国以来，苏联模式深刻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历史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蒙上了苏联的色彩。
因为特殊的社会氛围，我国在历史方面的研究一度是“政治压倒学术”。“斯大林五分法”将我国5000年的漫长历史强行划分为五个阶段， 这不仅不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现实，还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比如：
历史阶段不可或缺
我国古代一定要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否则我国今天的社会制度就成了无根之水，不具备现实性。
而这个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在封建王朝的末期，所以所谓的战国时期到两宋时期就不可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我国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所以一定要出现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后。
因此，明朝末年是最合适的时间。这和历史的发展实际无关，而和今人的历史研究需要有关。
历史改革失去进步性
在五分法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必然要高于封建主义，所以清朝入关一定是社会的大倒退。
而共产主义一定要高于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达，否则就不正常。为了营造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很多国家比如苏联就疯狂地进行优越性宣传，导致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而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定要鄙视和丢弃的，因此共产主义引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就是历史的倒退。
所以，所谓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更像是一个被人为制造的历史概念，目的就是完全迎合五分法的需要。
而这种情况对于历史真相的研究是非常不利的，没有一个正确的统筹性纲领，历史研究的目标只能南辕北辙。
在先前的文章中，静夜史也曾指出，我国古代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概括起来就是：
1、商人阶层从未有过存在感
资本主义萌芽，意味着我国开始出现资产阶级，这是未来资本主义改良或者革命的中坚力量。
而这一支中坚力量脱离土地资料，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简单来说就是商人阶层。
但是我国古代从来没有给商人阶层留下合适的位置。虽然商人阶层很重要，但是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出于稳定社会的需要，大规模的商业发展不被允许，政府还要不断出击打击民间资本，这使得商人阶层的成长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想要发展，必须依附于其他阶层，比如地主。地主阶级有社会地位，是封建时代统治者重点拉拢的对象，这使得地主阶级可以为商人提供保护，比如清朝时期的晋商。
而因为地主阶级的强大力量，事业有成的商人更希望自己的后代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走科举之路，成为下一个地主。而不是扩大再生产，在自己的老路上狂奔。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商人不可能独立成强大的力量。
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进行改良或者革命的资本。
2、专制集权更适合古代社会
大一统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给了统治者极大的满足，更给了我国封建社会全阶层都能够接受的稳定统治方案。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大一统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基调，此后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渴望享受大一统的荣光，成为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这促使我国古代的专制集权程度越来越高。
秦汉时期的大臣可以坐着议事，宋朝是站着，到明清是跪着。皇权的加强压制了社会的发展，但是适应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为缺乏天然的民主气氛，资产阶级没有出现的土壤。在商人阶级出现一丝动摇封建统治的苗头时，等待他们的是包含统治者和底层民众的几乎所有阶层的联合绞杀。
一直以来，我国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这使得我国对外交流的市场经济先天动力不足，这也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在萌芽的最重要原因。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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