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丹，虽然源自于道教，也起源甚早。
但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其实各个朝代的一些科学，学术的方法与思想其实都容纳进入了其中。自成一门体系精整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学说，依托于道，亦有别于道，含于其内，发于其外。
甚至，丹道的许多文化，也反哺了中华文化的一些发展。
内丹的发展核心其实是最早的养生之法，依靠于古代的神仙家和后来的道教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身心炼养体系。
而其追求的，则是神仙学的范畴，班固曾说过：“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所谓内丹，追求的长生基础，正是如此，因此，其产生的是‘仙’学，与西方的宗教‘神’学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
内丹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精神与肉体展开的，在其内称之为“性”与“命”的学说。
《入药镜》言：“神仙之学，不过修炼生命，返本还原而已。采先天一气为丹田，运后天之气以向火侯，以火炼性，则金神不坏，以火炼命，则道气长存。换尽浊阴之躯，变成纯阳之体。”
《天仙正理》：“仙道以元神元气二者双修而成，故说性命双修为宜”。
而这，也是内丹这一文化的区别之处，儒家的教化和佛教的心性，在内丹学之中，更偏向于修炼性功，而非性命双修，而在最早的道教养生修炼之中，其实是以修身治气为主的‘修命’法门，所以不排除道教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融合了其他众家的一些说法，从而导致内丹学说，‘性命’双修的并重性。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在早期，一些导引术的出现，代表了最早的内核，这时候注重身体的修炼，以达到强身健体，延寿的目的，而在战国时期的《玉佩行气铭》其实也是如此（之前单讲过这个，可以关注看一看）。
这期间，其实不少的丹道早期经典，还处于‘意识流’的状态，后人分析，自然可以解出其理，但是却并没有按照后来的种种‘体系’而为，如老、庄、阴符等等。
而就在这之后，百家争鸣，众学说的流行，以及相互借鉴，不仅众多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内丹也是如此，在汉代开始真正流行的黄老思想、京房汉易以及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下，以前的思想辩论，与行气修炼的方法开始融合，并且在理论上加以体系化。
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指导下，以自身行气修炼体验和炼制外丹的感受与经验，形成了一套纳天道运行和人体修炼、外丹炼制和内丹修炼为一体的“炉鼎理论”。
在这里‘黄老’为中心思想，‘易’系术语为借用，让这个理论彻底的成型，甚至互通有无，后世用《易》解丹、以丹证《易》，变成了一套可行的体系。
而这样的理论与体系，也反过来对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科技史、道教史、养生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
而在这之后，儒家由理学转向宗教，儒家则产生了分化，继而各宗统合的趋势。
而道家则在吸取了这渐渐从诸家学说之中‘崛起’的两家理论，与知识。
自此，内丹开始产生了‘三教合一’的趋势。
如陈抟的《指玄篇》就兼纳了儒家易学思想和佛教禅定学说的理论体系，而且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兴起。
就在之后，不论是内丹南宗还是北宗都主张融汇三教、性命双修。
而他们的区别点，则变成了修炼重点以及修炼次第上的分歧，南宗偏重修命，北宗偏重修命，南宗主张先命后性、北宗则主张先性后命。
张伯端认为，“性命本不相离”，主张以儒道释三家之说修性功，以周天气法修命功。他又认为“命之不存、性将焉存？”这是南宗偏重的修法。
而北宗的代表全真教，不仅仅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般若心经》与《孝经》也是其经典。
因此认为明心见性、养气炼丹、含耻忍辱为内修之“真功”，所谓功行双全，以期成仙证真，故谓之“全真”。这就形成了北宗的特点。
其实，无论是南宗还是北宗修炼方法并无大别，性命本身也不可截然分开。只是在内丹的衍化上，从这个时期开始，由合而一体，开始向着繁复发展。
先是宗别的分化，继而在明清时期内丹本身也开始日趋神秘化、繁琐化、宗教色彩极浓，亦很难修炼，因而内丹走向隐士传承，影响逐渐缩小。
其实，这也符合道教本身的理论特色，由微而起，由盛而衰，正是阴阳轮回，天生天杀的天道真理。
而内丹的思想与体系，本身也符合这一概念，其理论以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指导，呈现了一个扩散与放大的趋势。而内丹本质则是“归根复命”。
将人体各像归结为精、气、神，又由三复化为二，即是铅汞、坎离或神气，后归于一，也就是结成金丹，终还于无，呈现了一个收缩与凝聚的道理。
时至今日，内丹除了在一些爱好者的眼中，为可以修炼之法，在大多数人眼中，更像是一个存在于娱乐化影视化之中的一个历史玄幻IP。
只不过，若内丹法本身符合阴阳轮转的道教法则之中，是不是在眼下这式微之后，又将迎来一轮新的蓬勃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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