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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重文抑武的国策，给政治清明埋下隐患。宋朝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积贫、积弱”，一直备受外敌欺凌。克劳塞维茨说过，只有准备战争，才能得到和平。而一心想着和平，必然招致战争。宋朝的不幸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北宋先是向辽、西夏求和，最终招致“靖康之变”。南宋偏安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最终被蒙古人所灭。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是被人“黄袍加身”的，因而宋朝历任皇帝对武将都很不信任。从“杯酒释兵权”到岳飞等名将遭迫害，重文轻武成为宋朝历史中贯穿始终的治国方略。于是，赵普、寇准、吕蒙正、吕端、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文人政治家脱颖而出。这些名臣大都出现在宋朝立国后至宋神宗近百年之间。
宋朝两名武将的悲剧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第一位武将狄青。宋仁宗登基之初，朝廷内忧外患日渐严重，北宋和西夏战争不断，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为解决这些危机，巩固宋王朝统治，仁宗起用贤臣范仲淹，任用武将狄青。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平叛边患和内乱，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哗然。枢密使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抑武的宋代，武将出掌枢密使渐成忌讳，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形成了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随之而来的各种猜忌、攻击、传闻，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仁宗无奈罢了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抑郁得病而亡。第二位武将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也被害而亡。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
二是政治清明需要强大的军事保证做基础。在重文抑武的国策下，依靠文人治国，等于是无根之萍。形成了以金钱买和平，以忍辱换苟安，以弱武求生存，以尚文达功名的局面。宋真宗共在位25年，后人将其归为“好皇帝”之列。其实宋朝的积弱和最终覆灭正是真宗埋下的隐患。他登基第7年，辽国大军南下攻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勉强御驾亲征。正当宋军士气方振、战局对辽不利之际，宋朝却在次年与辽国订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每年向辽提供银10万两、绢20万匹，开创了以财物换苟安的先例。
三是文臣治国排斥武将，名气大，影响深，容易形成党派之争。宋朝虽然军事弱，但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空前繁荣，文人政治待遇好，基本上没有性命之忧，在这个时代如果不当个文人，还真的是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所以我们在宋朝看到了许多优秀的“文曲星”降世，包拯、寇准、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一家、黄庭坚等苏门四学士，宋朝的文人真的很风光。
真宗在位期间还开启了北宋的“朋党”之争，此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引起司马光、苏轼等文人们的激烈反对，文官们的意气用事，使得朝廷四分五裂，政令不通，一些重要的法律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严重损害了朝廷的权威。文人理政，主明臣贤，尚有所作为。北宋后期，一旦遇到主庸臣暗，以至当金兵大举入侵时，朝廷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终于遭受靖康之耻。因此有学者把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归咎于朋党之争。
由此可见，宋朝前期尽管出现了一批有能力有名气的贤臣，但处在国策失误或君主的软弱无能条件下，政治依然不能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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