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典籍文化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
周 祖 庠
从2006年起，我们设立了文化节。在文化节这一天，中央电视台对中国的文化作了介绍，似乎对所有的文化种类都作了介绍，唯独对最重要的文化并未介绍。到了今年，中央又开始通过各级政府对各地各种文化进行认定，确立传承人，并拨给保护和扶持经费。也似乎对所有的文化都作了认定，唯独对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化未作认定。
文化节的设立，说明了我们重新又开始重视文化了，与三十多年前我们革文化的命相比，这的确是令人高兴的事情。然而，以上事实也说明了，至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呢？我们说：
汉字典籍文化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
也就是说，用汉语表达，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数千年来以道家、儒家、佛家为代表的经典文化，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核心。
这一文化，有史可据的，始于唐尧、虞舜、夏禹所谓“三代”。这“三代”，就是号称“大同社会”的三代。所谓“大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这个时代文化的核心，就是“大同”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孔老夫子曾经用极其简炼的语言描写过它：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处于文字尚未发明时期，或者是文字虽已创造，但记录当时文化的这些文字资料不易保存，所以至今我们未能发现三代的文献资料。②
虽然是这样，有关“三代”文化，在后世的文献中依然有不少的记载和反映。如：
《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尚”是“上”的通假字；“书”就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而《虞书》中的《尧典》，则是纪录唐尧文化的文献。
周朝经典如《老子》、《周礼》、《论语》等，其中引用或表述这方面内容的也不少。
这些记载虽然历经沧桑，有的可能已经“层累化”了。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们是伪作；相反，却有不断出土的文物证明它们的真实性。
同时，从理论上说，任何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反映。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必然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文化形态。“共产主义”不是凭空而降的，它实实在在曾在人类社会存在过。“大同”文化，就是它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过去我们曾批判“大同”理想，说它是幼稚的、空想的共产主义，只有我们当时搞的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现在事实证明了，大家也明白了，并不是这样。
夏禹临终，将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后代，禅让制自此变成了世袭制。私有制产生了，社会从此进入了有剥削、有压迫的阶级社会。民主社会从此走上了专制社会，剥削阶级文化也因此而产生。
但我们看到，剥削阶级文化从它诞生之日起，不是一下就取代了“大同”文化（我们可以称它为人民文化），成为垄断者。没有，它从来也没有过。事实是，它们二者长期共存，相互消长，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在一定时期， “大同”文化甚至还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如被人们称为“后三代”的夏、商、周时期的早期统治者，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虽已处于所谓的“奴隶社会”，但他们并未摒弃“前三代”的文化，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将其继承了下来，因而开创了一个小康社会，形成了为后人所称道的“礼乐”文化。这种文化也可以叫作“小康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出现了，为了夺取最高权利，他们频繁发动战争，“礼坏乐崩”，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这时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利用统治阶级要争取民心及封建军阀的政治统治空隙，发表自己的理想，造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前所未有、后难续继的丰富灿烂的经籍文化。这文化的主要趋向，就是“克己复礼”——再创“小康”社会、“小康”文化。
大家所熟悉的《诗经》、《楚辞》等优秀文学作品，就是“小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日趋成熟，与之相应的文化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创立的新“儒”家文化。我们这里要强调，这里的儒术，和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已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的，而这恰恰是孔子终身所反对的。它也不仅仅是曲解儒家，也曲解道家、法家等。我们把这种文化，称为“复合‘儒家’”文化，自此，它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历代统治者虽对其有所变更、有所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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