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乱世，但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像战国那么长，也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像战国那样将政治机会向广大众人开放，更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在语言与文字的表达上，有如此惊人的变化、发展。
《战国策》记录了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记录了只有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例。书中的主角，不是国与国君，也不是历史变化发展，而是纵横策士。《战国策》保留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的言谈、行为，凸显在那个时代，这些人曾经如此有势力、如此重要。
纵横术士全记录
《战国策》是一部来历不明的书。书中记录的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的事，然而此书流传的版本，顶多只能溯至西汉的刘向。
刘向在公元前1世纪末校录《战国策》后，写了一篇序，那其实就是他将校好的书呈给皇帝，附带的奏议说明。序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这段话是说，刘向在汉代皇室藏书之处（“中书”），找到了好几个版本，内容大致相同，却有许多不同的书名的书，他费了大功夫，将这些不同版本内容按照国别编辑，同一个国内发生的，再大略依所记录的事情发生先后排列次序，订为三十三篇，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战国策》。
取名《战国策》，牵涉到刘向对这些文章性质的判断。他认为这本书主要记录的是战国游士获得国君任用时，所给予的策略谋划，因而采纳了原有的“国策”，再针对其特定时代，增一字成《战国策》。刘向的序接着清楚描述《战国策》的时代范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所说的这个范围，跨到秦统一之后，然而考察现有版本，书中记录的几乎都是秦灭六国之前的事，符合一般认定的战国时代。
《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列入“史部”，然而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改将《战国策》放到“子部纵横家”类别里。《郡斋读书志》是现存最早的中国私家藏书目录，将所收藏之书依照经、史、子、集的方式，予以分类排列。宋代以下，对于《战国策》究竟应该当作史书，还是当作纵横家言论记录的“子书”来看待，有许多讨论。
我们今天不需计较坚持要在史、子两部中找出一个固定分类答案，不过值得思考、理解的是《郡斋读书志》为何要改变传统分类习惯，将《战国策》挪入子部？
其中一个理由是《战国策》的体例，显然不是为了让读者能明了、掌握历史变化而设计的。
刘向编校整理之后，《战国策》基本上以国别分篇，再在每一篇中大致按事件发生先后顺序排列。
然而一来绝大部分的史事牵涉到不只一国，国与国的篇章无法容易地联系在一起；二来对于这件事和那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乃至于一国之中比较长远的历史发展脉络，书中全无关照、全无整理。
对照看《战国策》和《史记》“世家”中对于东周各國历史传承变化的描述，就能得到清楚的印象，《史记》是为理解历史服务的史书，《战国策》不是。
那《战国策》是什么？形式上，《战国策》是战国中纷纭事件的片段记录；内容精神上，《战国策》选择记录的，不见得是对某国有重大变化意义的事件，而是纵横策士对各国政治、军事的游说、影响。
在这一点上，《郡斋读书志》是对的。《战国策》的主角，不是国与国君，不是历史变化发展，而是纵横策士。这些人在那个乱世，曾经如此有势力、如此重要。
特殊时代的特殊梦想
战国游士、谋士，既是封建身份制崩坏的象征，也是封建身份制瓦解的产物。不具备士以上贵族身份的人，在孔子之后，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学得一身理解、干预国政的本事。不具备大夫以上贵族身份的人，也都能见到国君，提供给国君意见，进而获得最高的职位。
游士、谋士经历，彰显了从春秋到战国，社会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一个聪明、有能力、口才好的人，在短短一生中，就有机会戏剧性地从一介平民翻转占有国内最高的相位。甚至还有更夸张、更不可思议的，像苏秦，竟然还能佩带不只一国的相印，得到了过去卿、大夫贵族成员都到达不了的高位。
战国纵横家的最高目标，就是封相。他们唯一突破不了的，是依然按照血缘传承的国君地位，所以就追求爬到一国之中仅次于国君的最高地位。苏秦可以在不只一个国封相，也就说明了这样的政治野心，不受国界限制。出生在这国，很容易就可以到其他国去追求封相的梦想，是这个时代给予一般人的另外一项特殊机会、特殊自由。
《战国策》记录了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记录了只有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例。《战国策》提供的不是战国时代的全貌，我们不能将《战国策》内容设想为当时各国政治的常态，但《战国策》具体且凸出地表现了只有可能出现在那个时代的人与事。
透过《战国策》，我们明了这两百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有多特别。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乱世，但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像战国那么长，也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像战国那样将政治机会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更没有任何一段乱世在语言与文字的表达上，有如此惊人的变化、发展。
游士无祖国
战国时代之所以称为战国，因为的确各国之间处于长期持续战斗的状态中。可以用来阻止战争、节制战争的机制，都失灵无效了。《战国策》则揭开了持续不断战争的表面现象，让我们看到，决定战争打不打、怎么打、会赢会输、谁输谁赢，很大一部份是由这些游士、纵横家奔走提出的意见所决定的。
这不是战国历史的全貌，但绝对是战国时代重要的特色。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再也看不到这种无所忌惮的现实原则、绝对的军事主义，以及理所当然的权力诡诈了。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再也看不到这种毫不犹豫以言辞、谋略来换取财富、地位的人生价值观。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再也看不到这种明目张胆追求操控军事、外交与政治权力的高涨欲望，视之为人生的合法、正常目标。
《战国策·秦策》讲完了苏秦的故事，接着就讲最主要的连横主张者、实践者张仪的故事。这样的记录顺序，很容易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苏秦奔走合纵在先，然后才有张仪以连横之计破之。不过，历史事实是，张仪早于苏秦。苏秦入秦见秦惠王时，连横其实早已是秦国的既有国策。秦惠王不能接受苏秦的意见，其实是武力至上，而不是连横。并且，张仪主张连横时，还没有苏秦奔走六国以合纵相抗，张仪当时真正的对手，是公孙衍而不是苏秦。
张仪是魏人，从魏到秦去，但一见秦王，他立即表现出忠心耿耿的人臣态度。这充分显现了到这个时候，人臣与国君的关系，已经与出身没有直接关联了。人臣可以自由选择效忠的国君，当然国君也就更可以从众多不同来源的游士中寻找他要用、能用的人臣了。
无法抗拒的诱惑
张仪、苏秦是纵横家的代表，也是《战国策》记录的核心主角。《战国策·楚策》中也有好几篇和张仪有关的文章。
其中一篇是“张仪之楚贫”，讲的是张仪到了楚国，一时没有什么发展，跟随他的人受不了了，想要离开。
张仪就对他说：“你一定是因为衣服帽子破了坏了却没办法换，穷得受不了要离开，别急，你等我，我这就为了你去见楚王。”
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张仪入秦之前，张仪最早在魏国发展，后来被公孙衍排挤，魏惠王不用他，他就离开魏到了楚。
先说一项重要背景，当时在楚王宫中，南后和郑袖最是受宠。张仪见了楚王，展开了一段极为有趣的对话。
张仪入见，楚王没给他好脸色，不觉得他有什么用，对于他来感到不耐烦。张仪说：“显然大王没有用到我的地方，我是来向大王道别的，我这就出发去三晋地区拜访那里的君王了。”
楚王马上说：“好啊，你去吧！”张仪问：“需要我到三晋地区替大王张罗什么东西吗？”楚王说：“不需要，那里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最宝贵的黄金、珠玉、犀角、象牙，都是我们楚地生产的，我什么都不需要。”
张仪装出惊叹的口气说：“哇，原来大王不好美色，真是稀奇啊！”楚王的好奇心被逗弄起来了，问道：“这什么意思？”张仪说：“三晋地区最有名的，是美女。原来的郑国和王畿地区的女人，化了妆，站在街市上，如果不是本来就知道、就见过的，乍看之下，都会误以为是神仙下凡了，完全不像是人间会有的女子。”
楚王心动了：“唉，楚国地处偏僻，还真没见过中原那么美的美女，我怎么可能不好美色呢？”于是就给张仪资财，让他去三晋地区，发现美女。
消息传到南后、郑袖耳中，这不得了了，如果张仪真的找来三晋的美女，两人既有的地位就不保了。于是南后派人去跟张仪说：“听说将军要去晋国，我手上刚好有金千斤，送给将军当作路上盘缠”，郑袖也送了金五百斤。
张仪收了南后、郑袖的黄金，要如何处理？他去向楚王告别，说：“现在道路上处处关卡，通行不易，这一去不知要多久才能回来和大王见面，希望大王能赐我饮酒而别。”楚王答应了，摆出酒来。张仪喝得半醉，借着酒意对楚王一拜再拜提出不情之請：“这里没有别人，希望大王能将平日宠幸的人找来，陪我喝一杯。”楚王大概也颇有酒意了，一口答应，真的就将自己最喜爱的南后、郑袖找来跟张仪喝酒。
见到了南后、郑袖，张仪又对楚王一拜再拜，说：“仪有死罪于大王！”楚王当然莫名其妙。张仪说：“天下我几乎都走遍了，却从来没有见过像眼前两位这么美的。我竟然还承诺要去帮大王找美女，我骗了大王，我根本不可能找到比这两位更美的。”谁知，楚王听了，非但不生气，还很高兴，说：“你不用道歉，我本来就觉得全天下没有比这两人更美的了。”
很有趣的小故事，用这种方式，张仪先从楚王那里拿了钱，又从南后、郑袖那里得了更丰厚的贿赂，最后还让自己从一个不受重视的游士，转身变成了可以和楚王私下喝酒讲悄悄话的近臣。这便是当时那些游士的生存方式以及其展现计谋与语言的能力的代表事例之一。
网罗奇人异士
战国时代的主题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效忠关系，该如何调整、如何确立？这是个大难题。为应对这个难题，而产生了战国的一波流行风潮，那就是“养士”。
什么是养士？为什么要养士？在这种流动、暧昧、不确定的效忠关系背景对照下，养士就是一种试图将效忠关系暂时固定下来的新方法、新尝试。从来来去去的众多游士中选择一部分，提供他们安适的生活，让他们在这段时间中，只为这个主人效忠，只考虑他的利益，只为他服务。
养士风潮中，最有名的是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而以养士的规模、效果，尤其是名声来看，齐的孟尝君田文又是四人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透过《战国策》中许多关于孟尝君的故事，我们得以从另一个方向查知这种新兴的人际效忠关系。
比如经常被选入选集和教材的“齐人有冯谖者”这一篇中的故事。
齐人冯谖，穷到活不下去，就托人传话给孟尝君，愿意当他的门客。孟尝君和传话的人见了面，问：“这位先生喜欢什么？”答：“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再问：“这位先生会什么？”答：“没有特别会什么。”孟尝君笑了，接受他来当门客。孟尝君身边的人看这样的过程，觉得主人没把冯谖当回事，就给他最低等级的待遇。
显然去帮冯谖传话的人，对冯谖的评价很低，不觉得他有什么资格担任孟尝君的门客。有趣的是，一个没能力也没特色，根本无从对他有任何了解的人，孟尝君为什么还要接受他当门客？这正是战国养士文化的特色。孟尝君隐约感受到冯谖不平常，这种不平常的人，说不定会有非常的能力。
换个方向看，养士文化也就因此刺激出一堆装模作样摆谱的人，愈是没本事，愈要装得跟别人不一样，也就难怪后来《荀子》《韩非子》书中有许多对这种风气的强烈批判。
后面发生的事就更夸张了。待了一阵子，冯谖就靠在柱子边，弹着他的剑，应和剑所发出的响声唱：“长剑啊长剑，我们回家去吧，在这里吃饭都吃不到鱼啊！”左右将这件事报告孟尝君，孟尝君就说：“好吧，给他门客一般待遇，让他吃好一点。”又过了一阵子，冯谖又用同样的方式要了车以及给自己母亲的物品。
到这里，冯谖没有帮孟尝君做任何事，甚至没有显现任何能力。他所表现的，纯粹就是厚着脸皮不断加码要求，竟然孟尝君也就顺应他，不断提升他的待遇！
当然，孟尝君有钱有实力，可以养很多人，这是一项因素。不过更重要的，是那种普遍的战国国君与贵族心态：传统辨别人才的方式都失效了，没有办法判定到底谁有本事、谁没有，担心错过了真正的人才，那就干脆尽量全收，而且往往那种愈怪愈不合理的，愈可能是奇才，最好还是养着别随便放掉。
有一次，孟尝君出了一份公告，上面问：“有谁学过会计，能到薛去帮我收债？”薛是孟尝君的封地，也就是他的根据地，他的财富就来自薛地人民生产纳赋。而除了他原本应收的租赋之外，他还在薛放款收利息，所以需要有人去核对收钱。
结果冯谖就在公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他愿意承担这件事。孟尝君便将冯谖找来面对面谈话。
见了面，孟尝君先道歉：“我招待先生很不周到，得罪了您。您却不介意，还愿意替我到薛去收债？”冯谖简单回答：“我愿意。”于是，孟尝君让人帮冯谖准备了车马衣装，并将借据交给他，让他去薛。冯谖出发前来辞行，特别问孟尝君：“收了这些债务款项，需要帮你买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说：“您决定吧，看看我家缺的、少的就帮我买回来。”
冯谖很快就从薛回到临淄，一大早就去见孟尝君。孟尝君不敢相信他来去这么快，见面当然就问：“债收了吗？怎么可能那么快？”冯谖回说：“收好了。”孟尝君又问：“来去匆匆，你怎么有时间帮我买东西？你买了什么回来吗？”
冯谖就在等孟尝君这一问。他终于愿意说一段比较长的话：“您告诉我，看看您家缺的、少的就帮您买回来。我在心里盘算，您宫里堆满了珍宝，外面厩中都是狗和马，美人也多到可以排成行阵，看来您家唯一缺的，只有义，所以我就帮你把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就问：“这义怎么买？”冯谖说：“您领有薛这个小小的封地，不好好如同照顧孩子般爱惜保护那里的人民，却像个商人一样想从那里得到利益，（这是不义啊！）所以我就假造您的命令，将债务一笔勾销，把借据都烧了，人民当场激动地大喊万岁！”
债没有收回来，冯谖还理直气壮当面将孟尝君骂一顿，平常对门客再客气的孟尝君也受不了了，摆了脸色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过了一年，齐国政治发生了大变动，孟尝君失势了。重用他的齐威王死了，新上任不久的齐宣王以“我没有资格用我父亲的臣子来服务我”为借口，将孟尝君从宫中赶了出去。孟尝君在齐王宫中没有职务了，他就必须离开临淄，回到自己的封国去。
他要回薛，人还没到，薛地的老老少少就大老远在路途中迎接他。孟尝君感动了，也明了自己凭什么得到如此爱戴，回头对身边的冯谖说：“我现在看到您当时帮我买的义了。”
养士的原则——宽容
再读一则与孟尝君有关的记录——《战国策·齐策》中的“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让人们明了在孟尝君养士的经历中，他对冯谖的容忍，还不是最夸张的。
发生了这样的事：孟尝君身边的人，竟然和女主人私通，而且还让其他人都知道了。于是有人去对孟尝君说：“靠您养活，却私下和您的夫人私通，这是最不可原谅的错误行为，您应该将这家伙杀了！”孟尝君的回答竟然是：“他在我身边服务，有机会见到夫人的容貌，因此而互相喜爱，是人之常情。这件事就搁着吧，别再说了。”
搁着，一搁就搁了一年，孟尝君才处理这件事。他将这个和夫人私通的人找来，说：“你在我身边很长一段时间了，没有大官可以做，小一点的职务你又不要。这样吧，我跟卫国国君交情很好，不是那种出于身份的表面交情，我帮你准备好车马和盘缠，你换去卫国发展吧！”孟尝君终于把他赶走了，但仍然客客气气，而且还帮他安排好后路。而这个人去到卫国，得到了卫王的重用。
后来齐、卫两国交恶，卫国是小国，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抗齐国，因而卫国国君要约其他各国军队一起攻打齐国。于是这个人就去跟卫国国君说：“孟尝君不知道我能力差，错将我推荐给您。”这是谦虚的反话，言下之意是“你知道我有多大本事，但孟尝君却没有把我留在他身边，无私地让我来帮你服务，你欠他一份人情吧！”此人接着又说：“我听说齐、卫两国以前的国君曾经杀马宰羊共同发誓：齐、卫两国后代子孙，绝对不可以互相攻伐，有不守誓言的，让他得到和这些马、羊同样的下场。现在您竟然找其他国家一起攻打齐国，您既违背了先世的誓言，也辜负了孟尝君。希望您赶紧打消攻打齐国的念头。您听我的，就没事；如果您不听我的，我打算让我颈项上溅出来的血污了您的衣襟。”这是礼貌却已经够直接的威胁，意思是：有盟誓在先，违背的人不得好死，如果你真要违背誓言，我拼着命不要、人头落地，现在就杀你！卫国国君吓得只好放弃攻打齐国。
齐人闻之曰：“孟尝君可谓善为事矣，转祸为功。”这是一句评语：“孟尝君可以说是很会治事啊，能够将坏事扭转为好事。也就是将有人和他夫人私通的坏事，扭转成拯救了齐国的好事。”转祸为功如何做到的？靠养士，极度看重人才，为了养士，什么都能牺牲、什么都能忍耐。
正如前文所述，《战国策》提供的不是战国时代的全貌，而只是其中戏剧性的个案。读《战国策》，我们需要不断意识到各国相持互争一两百年的时间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每个当国君的都不得不处于高度竞存焦虑中，生怕漏失了什么最新、最好的富国强兵之计，如此而鼓励了处士横议的风气，创造了广大、活跃的言论市场，刺激了人们不但要去想出不同的国政方针，还要找到足可以在激烈言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新说法。人人都有机会见到国君，但让国君留下印象的机会，在抢夺中变得如此短暂，稍纵即逝，会说话不会说话，能辩不能辩，就成了和想法本身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更关键的决定性因素了。
（摘编自《经典里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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