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士人官圈里存在一些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明说，比如，对于古籍中的谋略书，高官权贵、军政要人私底下读得津津有味，而在场面上却往往劝诫年轻人不要轻易去阅读，避免因受影响而萌发离经叛道的思想。
《战国策》就是这样一部古籍，它不属于经书正史，不符合儒家的道统精神，被认为是离经背道的。一些经学大儒视《战国策》为洪水猛兽，告诫应远离它。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经重校过《战国策》，但他校此书的目的是“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在他看来，此书属于“害正”之“邪说”，是万万读不得的。（参看曾巩的《重校战国策序》）
《战国策》记述着纵横之术，隐藏着谋略秘密，而这种谋略智慧完全不同于儒家所主张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很多士人官宦表面上不喜欢谈论的，但是，对于此书，历朝历代的王侯将相们却在明处规劝朝臣属将千万别去读，可是，他们在背地里却将此书细心揣摩，领略捭阖之道。
那么，《战国策》到底是怎样一本古籍呢？
第一，《战国策》所描述的时代战乱纷争、礼坏乐崩的时代
《战国策》记述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春秋时期，在春秋末期，列国世袭的大臣靠着继承的特权，聚集财富，收养门人，其势力不断扩大，形成特殊的地位，而当时机一成熟，这些权臣便挤压君主，抢夺君王地位，导致各国内乱频起。比如，晋国便发生了韩、魏、赵三家分夺君王权力的事；在齐国，田姓大夫夺了姜姓的天下，王权掌控者易姓；就连周王室也丢了许多的土地，分裂为东、西周，而两周的君主便失去了傲视天下的“共主”地位，沦落为与宋、鲁等小国同等的卑贫地位。
当时，秦、楚整合了各派各派力量，结束内乱，将势力伸张到中原，而北方的燕国则向南显示威力，形成秦、楚、燕、韩、魏、赵、齐七雄纷争的杂乱局面。致使周王室名存实亡。世袭的大臣有的乘势力的增强而变成了君王，有的却失势衰落了，沦落到无权无势的地位。专制集权的新君王蔑视旧贵族，置之不理，他们不再那么重视出身，而是大肆重用出身贵贱不同的能人智士，原有的封建制度瓦解了。而孔子所颂扬的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
战国时代
对于《战国策》所描绘的时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不言礼和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
显然，七国争雄的年代，不再尊礼重信了，不再宗周言王了，不再重视祭祀聘享，出现了“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新局势，礼坏乐崩，列国纷争，这就是战国时的基本局势。
第二，《战国策》描述了纵横捭阖、伐交雄辩的策士们
首先，“士”这一阶层迅速崛起，为列国君王所尊重和重视。
战国一百四十多年，礼坏乐崩，宗周瓦解，祭祀日微，宴会无诗，轻义重利。这时候各国纷争激烈，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战事频繁，儒家的仁义在列国激烈的争雄中显得毫无价值，像孟子这样的儒学名士在这时期也不适时宜，得不到重用了。而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有实际智谋和纵横才学的人，“士”的阶层迅速发展起来，赶上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而最热门的人就是“策士”，就是后来所说的“说客”，他们驰骋于政治舞台，纵横于国际外交活动中，捭阖纵横，呼风唤雨。
《战国策》
显然，《战国策》所反映的时代具有区别于春秋时期的显著特点，其中，“贵士重策”就是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对士的尊重和重用，对计策、谋略的重视，取代了原来对儒家、仁义的崇尚。《战国策》的编校者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说：“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策士们备受重视，达到“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重要程度，各国纷纷招纳有谋略的策士，希望能借助于策士的策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其实，墨子早就有关于策士对国家重要性的论述。墨子说：类似的看法，《墨子》第一篇《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
策士关乎国家的兴亡，策士的智慧、计策、谋略能给君王带来富国强兵的政策主张，比起儒家的仁义理论，比起传统的世袭身份等都重要得多。君王需要策士，因为在列国纷争的年代，只有策士最有可能利用谋略帮助君王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只有策士能帮助君王富国强兵，威慑邻国，称雄称霸。
在重视策士的社会气氛中，当时很多君王都能礼贤下士，而在列国，贵士、养士、尊士，以及拜士为师的风气很是盛行。据《史记》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参见《史记》之《吕不韦列传》）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四君子”广收门客、招贤纳士的事例。
而秦昭王召见范睢的例子，可以说是当时最典型地表现了君王对策士极为尊重态度：
史书精彩地记述了这个例子：秦昭王知范睢来，“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睢：‘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参看《战国策》之《秦策三·范睢至秦》）
这里描述得很形象生动：秦国君屏退左右，在虚静的宫中下跪求教，再三请求。很明显，策士高高在上，郡王毕恭毕敬。这反映了当时的各国君王，都注重招纳士宾而礼请为上宾或或聘为谋士的风气。列国纷争，谁能重视人才储备，谁就有希望富国强兵。
其次，策士们向君王提供智慧、谋略，而换取的是政治权利、高爵厚禄，以及显赫地位和大量财富。
对于战国时的策士们来说，他们为各国君王出谋划策、治政领兵，并不是忠君王、行仁义，在策士们看来，仁和义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权和利益才是他们所追求的，这是战国不同于春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春秋时，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人是耻于谈利的，而这种观念到了战国时期，已经被重利轻义的价值观所取代。对策士来说，为哪个君王出谋划策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哪个君王能赋予他们权力，能让他们得到权力、地位和名利。
对此，著名的策士苏秦有一段表明自己心迹的话，说得非常明确：“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这即是说，在苏秦看来，为君主谋划是次要的，而首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谋划能够得到“金玉锦绣”，能够取得卿相的尊贵和权威。
史书还记载了苏秦当宰相前后的不同表现的例子，更明显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策士们对权和利的赤裸裸的追求。
苏秦（剧照）
这例子很精彩，所讲述的内容值得转述：
苏秦在拜别他的恩师鬼谷子之后，回到阔别多年的穷困家中，或许被认为学有所成而将会有出息，所以，他受到父母、嫂子和妻子的盛情欢迎。可是，当苏秦以自强自重、富国强兵的大道理游说周显王时，周显王却认为苏秦所说的空疏无用、不切实际，苏秦只好无功而返。游说失败后的苏秦变卖财产，想去秦国游说，但家里人怀疑他的能力，开始反对；苏秦坚持去游说新掌权的秦惠文王，通过历史政治实例和当时战争形势来游说秦王，为秦王描绘了一幅兼并诸侯列国、吞占周王室、称霸天下的宏伟蓝图，可是，秦惠文王虽被苏秦滔滔不绝的劝说唤起称霸雄心，但却认为要采用苏秦的策略时机未到，所以，并没有重用苏秦。苏秦不死心，又编录了一本历史上攻战取胜、霸夺天下的书献给秦王，但秦王犹豫不决，加上秦国高官对苏秦的嫉妒，苏秦的游说又失败了，得不到秦王的重用。于是，苏秦狼狈地返回。
此时，史书描绘了苏秦的狼狈相：皮袄破了，腿上打着裹脚，脚穿着草鞋，挑着旧行囊，背着破书，容形枯槁，神色憔悴，脸色黑黄，显得失意疲惫。回到家里，正在织布的妻子不理他，父母不和他说话，嫂子不给他饭吃，对着薄情的一幕，苏秦悲叹地说“失意了，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子，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还好，苏秦没有消沉，据说他发奋苦读姜太公的《阴符》，参透其中精妙，揣摩演练游说之辞。他转向东方游说六国。这回成功了，赵国君王在宫门外迎接他，密谈之后，封他为武安君，并授以相印。于是，苏秦的地位和神态全变了，史书记载：
有兵车百辆，锦绣千束，白璧百双，黄金数万，跟着苏秦后面，他到各国约谈合纵大计，拆散连横，以此来抑制强秦。苏秦赵国拜相，秦国不敢出兵函谷关，当时天下众人，威武的诸侯，掌权的谋臣，都要听命于苏秦来决策。
苏秦也很了不起，有他的绝招：
他不费一斗军粮，不征一个士卒，不派一员大将，不坏一把弓，不损一支箭，就能使诸侯和睦相处，亲密胜于兄弟。真可谓是：贤能的人当政，天下顺服；能人得到重用，天下顺从。（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苏秦有一个住陋巷、掘墙当门的穷困潦倒的人，摇身成了乘坐豪华战车，骑高头战马，游历天下的显赫人物，他在各诸侯国的朝廷上游说君王，使君王左右亲信不敢开口，天下无人能敌。
更明显的是，当苏秦要游说楚威王，路过洛阳，父母得知，赶紧整理房间，清扫道路，顾乐队，备酒宴，出城三十里远迎。妻子敬畏得不敢抬头看，只能侧眼偷观他的威仪，侧耳听他说话，嫂子跪在地上不敢起来，像蛇匍伏在地上爬，叩头谢罪。苏秦问：“嫂子以前待我那样傲慢不逊，而现在又如此卑贱下作呢？”他嫂子回答：“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财多富裕。”苏秦感叹地说：“唉！一个人穷困潦倒时，父母都不将他当儿子，而一旦富贵显赫，亲戚朋友都感到畏惧。人生在世，权势和富贵，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参见《战国策》之《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
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战国的重利轻义的观点，苏秦的至亲家人，对穷富卑尊的苏秦，态度完全不同。苏秦本人，也不讲任何信用，不遵任何的礼义，游说秦王不成，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转为游说六国反秦，而目的在于金玉锦绣、卿相尊位，追逐的目标是权势和富贵。
第三，《战国策》的纵横谋略思想及其和影响
首先，《战国策》是一本与儒家孔孟的书完全不同的典籍，是对记述纵横家思想的珍贵古籍。
如果说，当时的东方鲁国是比较注重历史文化，倡导仁义，注重礼仪，士人重视以儒学的仁政之说来劝告君王的话，那么，秦晋等国则是更注重从现实的军事、政治需要来思考应采取的策略，有追逐权势和富贵的倾向，有较强的重利轻义观念。当时的纵横家们多是以捭阖策略和军事韬略来游说君王，表示能助其称霸天下。
孔孟的书是由他们的弟子们编辑而成的，而《战国策》成书过程却是相对比较复杂曲折的。
据说，西汉时，宫廷的藏书密室中珍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史料皆残缺错乱，一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齐”只剩下“立”等，这种状况误通篇不少，而当时的经学家、文史专家刘向整理了宫廷密室所藏的战国史料，将称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的各种书籍，并根据东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个国家次序进行划分，把各书的资料分别编入十二国中。
刘向画像
刘向认为，这些史料大多是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辩言的，所以，他将所编辑的书其定名为《战国策》。从这一角度看，《战国策》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史书。
刘向之前，蒯通撰有《隽永》，论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他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有学者认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书》《修书》等史料，很可能直接来源于蒯通的《隽永》，故而认为蒯通该是《战国策》的作者之一，当然，这一观点仍存在证据不足的疑惑。
所以，学术界多数人认为，《战国策》中文章是由战国时许多人共同编写的，而刘向功绩在于将战国的、文章、史料进行分类、校正、润色，并给予一个适当的命名。让刘向没有想到的是，他取的这一书名却被用来指称一个时代，叫“战国时代”。
其次，《战国策》是被史学界认为是上承《左传》下启《史记》的一部史书。
原本，《战国策》并没有那么受重视，曾被大多数经学家、儒家学者当成是离经叛道之书，可是，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它却被列于《史记》之前，归入“春秋”的类别，认可它具有正史的价值。
显然，《战国策》被肯定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同时又具有纵横家谋略典籍的意义。一方面，它真实记述了春秋末期以后一百四十年多中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从史学史价值来看，《战国策》是上承《左传》下启《史记》的一部史书，在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它起着由编年体向纪传体过渡的桥梁作用。在另一方面，《战国策》不同于严格的国别史，它所记录的主要是那个时期策士、纵横家游说列国的政治方略、斗争策略和处世良方，特别是游说辩辞、策士权谋，以及划交智谋。它反映了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从君王公卿、世袭诸侯到新兴的“士”的阶层的核心地位的转换，描述了“士”阶层的代表，即纵横家们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新兴政治人物的风采。书中所记述的滔滔雄辩、精妙谋划和奇妙智术，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很明显，它是一部纵横家的谋略宝典。
现今版本的《战国策》共33篇，《西周策》1篇；《东周策》1篇；《秦策》5篇；《齐策》6篇；《楚策》4篇；《赵策》4篇；《魏策》4篇；《韩策》3篇；《燕策》3篇；《宋卫策》1篇；《中山策》1篇。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修订完成的版本。吴师道所编校的《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其他的版本也很值得注意，比如，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了新的注版本；近代的金正炜所编的《战国策补释》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其中有记述战国时事的，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这些关于“战国策”的书籍都表明了《战国策》确实是纵横家的谋略经典。
再次，《战国策》有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和文学的价值。
从语言表现方式看，《战国策》浅出深入，既言简意、流畅犀利、幽默风趣，又能点中要害，鞭辟入理，抓住主题。该书的作者善于用生动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的事理，笔调辛辣，寓意深刻，铺陈畅扬，说理透彻，是古代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比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流传至今，仍生动有趣而又意味深远。
从文学上看，《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说理形象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人物的描绘文采飞扬，对论辩的描述气势宏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汉代散文大家贾谊、晁错、司马迁等，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曾巩等，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此外，《战国策》之中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以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很可能对汉赋也有过重大的影响。
最后，《战国策》对于纵横家谋略思想和谋略文化的传播，是它的最显著的贡献。在战国时期那个波澜壮阔、风起云涌、铁血争斗、变革图新的特殊时代，纵横家们叱咤风云、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以及游说策划所表现出来的谋略和智术，通过《战国策》活生生地传留下来，让后人能清晰和深刻地了解战国时代策士们的纵横谋略和论辩智术。《战国策》是当之无愧的古代谋略宝典。
《战国策》是继《鬼谷子》之外的一本极为重要的纵横谋略典籍，它永远是耐人寻味的。 它既是史书又不完全是史书，它的谋略文化价值很有代表性。《战国策》之前，有《左传》具有史书的严肃性，但也已具有相当的谋略文化的价值，南怀瑾先生把《左传》和《战国策》列在一起，视为纵横之书。
《左传》也表现了深刻的谋略思想，书中描写了很多的谋略典例。比如，通过对一百多次战争的描写，表达列国纷争时的崇霸思想，像“城濮之战”，晋文公“取威定霸”，奠定了霸主的基本地位；“邲之战”（两棠之役），楚庄王一战显威，称雄中原等。作者都是站在颂扬的角度，着意渲染，颂赞称雄霸主思想。再如，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记述，描写了很多的计策和谋略。譬如，鲁庄公用曹刿的“一鼓作气”之计，击败齐师；再如，晋军用年轻将领范匀的“塞井夷灶”之计，置之死地而后胜；又如，郑人以“空城之计”，迫使楚军迅速撤军；还有，晋军统帅栾枝以“曳柴扬尘”之计，诱楚军上当，大败楚军等。
而《战国策》比《左传》写得更具体，更形象，更真实，虽有渲染，但不一味颂扬；虽有夸张，但往往从根据看是合情合理的。《战国策》所描绘的策士的纵横谋略，所表现的捭阖善辩的智者风范，对后世政治家显然影响是很大的。如汉代涌现出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捭阖的智者，极很可能与《战国策》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实，就连正史名著，如《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也明显受《战国策》的影响，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说人物，以情节性表现方式来描述战争，以智术来阐述政坛权谋，以韬略来表现宫廷争斗，让史书有了纵横谋略的印记，这不就是《战国策》给史书带来的影响吗？《战国策》作为谋略文化典籍，给史书注入了“智谋”，在这个意义上，它作为纵横谋略的经典，其影响超过了另一纵横家理论著作《鬼谷子》。
当今，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商业竞争复杂多变，现阶段其实也处在广义的“战国时代”，国际间的角逐没有停止，我们更需要“战国策”，竞争的方略是相通的，竞争时代都需纵横捭阖的策略，需要谋略智慧，《战国策》在纷繁复杂、竞争不断、角逐激烈的当今时代，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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