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五胡乱华”是永嘉之乱到十六国时期的北方混乱历史，五胡是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民族，实际上当时进入中原的民族并非只有五个，还有乌桓等。对于五胡乱华的性质，许多人是分辨不清的。有的人认为这属于外族入侵，并且导致中国差点灭亡；另外一些人认为，五胡都属于中华民族，因而十六国时期属于内战。到底哪一种观点正确呢？
一，“五胡”是不是外族？ 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长期对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在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原本生活在内地的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百越、巴蜀逐渐融合成为了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而居住在东北、大漠草原、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也逐渐壮大起来，并且一次次地侵扰内地。
我们以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游牧民族的南下的确属于外族入侵。为了保护农耕经济，稳定边疆，中原王朝就会修建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侵扰。在长期的对峙当中，也就出现了民族迁徙的现象。有的汉族人为了逃避中原的赋役而迁出内地，逐渐成为了游牧民族，有的游牧民族臣服于中原王朝，逐渐融入中原生活。
在汉朝时期，南匈奴臣服于汉朝，为汉朝守边，成为了汉朝的重要军事力量。到东汉末年，匈奴已经南迁到了黄土高原一带。曹魏时期，将匈奴编户齐民，开始向匈奴征兵征税，而匈奴人也大量成为了佃农，甚至沦为了奴婢。于是，匈奴就逐渐从游牧转为农耕，改汉姓，逐渐融入汉族。在西晋后期，发起了“永嘉之变”的刘渊就是匈奴人，但是匈奴这时候已经居住在中原好几代了。而羯属于匈奴分支，如代表人石勒，其家族也汉化。
西晋时期的民族迁徙
鲜卑和乌桓，属于东胡系列的民族，位于中国东北。乌桓早期被匈奴奴役，后来又联合汉朝对付匈奴。击败匈奴后，汉武帝允许乌桓南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一带，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于是乌桓成为了汉朝子民，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东汉末年，乌桓乘机劫掠内地。曹操灭袁绍后，就将乌桓进一步内迁，并在乌桓征兵，得到“天下名骑”。这些内迁的乌桓，后来都融入了汉族，而继续留在塞外的乌桓，就融入了鲜卑。
羌族和氐族，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和周边一带，是和汉族是同根同源的民族。可以说，羌族就是停留在游牧阶段的炎黄子孙。两汉时期，汉朝为了保护河西走廊，就出兵河湟谷地，和羌族交战，最终在占据此地。汉朝击败羌族后，就将大量的羌族迁徙到河西走廊，成为了汉朝征兵和徭役的对象。三国时期，董卓的许多军队就是羌族人。可见，这些羌族也成为了汉朝多民族的一支。氐族是一支古老的民族，“称盘瓠之后”，来自于西南一点，后来和冉駹夷、白马羌融合，成为了羌族的一支。早在汉朝时期，就在氐族地区设置武都郡，对氐族编户齐民，征收赋役。
羌族
综上所述，除了鲜卑族之外，匈奴、羯、乌桓、羌族、氐族五大民族早在汉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汉朝居民，甚至已经纳入了国家户口，并且为国家提供赋税、徭役、兵源。正因为此，我们才说汉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了西晋时期，许多居住在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已经趋向汉化，民族融合十分明显。因此，“五胡乱华”就不能说是外族入侵，例如美国黑人引发的暴乱能叫外族入侵吗？
二，“五胡”为什么会发生？ 到了西晋时期，居住在内地的少数民族数量已经十分庞大。江统《徙戎论》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根据《中国人口史》的推测，在三国版图内的少数民族数量就有190多万。当时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大量的游牧内迁，有利于增加北方户口，对于恢复北方的经济是有利的。
但是西晋并未大规模建立地方学校以教育这些民族，使得这些民族“野性难改”。游牧民族喜欢迁徙，其性格刚烈，不向汉族那样温和顺服，因而遇到压迫就会有反抗。早在东汉时期，羌族就因为东汉过于严重的剥削而骑兵反抗，引发了三次“羌患”。西晋时期，世家大族对下层百姓的压迫更加残酷，许多百姓失去了土地，成为了佃农、部曲甚至奴婢。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游牧民族沦为了佃客奴婢，如此《晋书》载：“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
魏晋时期的奴婢
西晋后期，又爆发了“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晋书·五行志》记载，“河、洛、江、汉皆竭，可涉”、“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少数民族会起义，就连汉族也发动了起义。由于游牧民族更加强悍，因而成为了西晋末年起义的领袖。
八王之乱
五胡之中最先发动起义的是氐族和匈奴。西晋末期，关中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瘟疫爆发，“饥疫荐臻，戎晋并困”。于是，氐族李氏带领10万流民涌入巴蜀。但是西晋政府却强迫流民回到关中，于是李氏带领流民起义，最终攻占巴蜀，建立了“成汉”。
永嘉之乱时的局面
而北方的大起义也随后爆发，主要的力量由刘渊为代表的匈奴，以刘伯根、王弥、曹嶷为代表的青州叛变，以羯族石勒为代表的奴婢、流民起义等，还有部分势力开始割据边疆，如凉州的张氏割据河西走廊，建立“前凉”。可以说，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并非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后来，各大起义军队合作，于316年消灭了西晋王朝。
当然，中原的内乱又会加速游牧民族的内迁。在十六国时期，北方许多军阀为了补充兵力，纷纷内迁游牧民族，使得北方游牧民族数量继续增加。而鲜卑族等也乘机开始侵犯边疆，如鲜卑段氏、慕容氏入侵辽东辽西和河北，拓跋氏入侵河套、山西；还有部分进入了河西走廊。于是北方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许多政权面对复杂的局面难以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也加剧了民族矛盾，这就产生了“五胡乱华”的假象，实际上乱华的不仅是“五胡”，还包括汉族，如冉魏、前凉、西凉、北燕就是汉族建立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政策还比不上许多少数民族政权。
三，从大乱到大治，北方是如何完成民族融合的？ 西晋灭亡后，东晋偏安于南方。东晋是依靠江东世家大族建立的王朝，这些世家大族只想守住自己的基业，不想出师北伐。没有江东大族的支持，东晋的几次北伐也就最终也失败告终。想依靠东晋来统一全国，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北方想要统一，那就必须要北方自己来实现。而北方民族问题十分复杂，想要统一就必须要推行儒家文化教育，实现民族的融合。
虽然十六国总体而言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是其中也有个别的君主能够推行良好的政策。最早在北方推行仁政的就是石勒，他是羯族人，但其家族居住中原已经几代，基本已经汉化。他曾经统一过北方，推行编户齐民，安定流民；减少税收，劝课农桑。为了拉拢北方士族，石勒还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大兴儒学。为了缓解民族矛盾，他采取“胡汉分治”的措施。在石勒的统治下，北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鲜卑族慕容氏采取政策也十分合理。慕容氏在西晋末年攻陷辽西辽东，于是不断招募流民，给予土地耕种，并且减少税收，后来辽东的人口增加了10倍，辽东成为当时北方少有的乐土。后来慕容儁进入中原，灭冉魏，废除了“杀胡令”，使得北方民族矛盾得以缓解。慕容儁也喜爱汉文化，史称“俊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
前秦的苻洪、苻坚也是仁君的代表。冉魏推行“杀胡令”，强制游牧民族迁回本地，于是苻洪就带领氐族迁回关中，一路上投靠的民族和汉族流民共10万人。到达关中后，苻洪建立了前秦。苻坚继位后重用王猛、邓羌、权翼、杨安、朱肜等名臣良将，励精图治，开凿泾水渠，减免赋税，大兴儒学，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不过可惜的是苻坚在灭东晋的战争中过于急躁，最终导致统一大业飞灰湮灭。苻坚去世后，北方局势更加混乱。
苻坚
前秦灭亡后，羌族姚苌建立了后秦，姚苌之子姚兴是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勤于政事，治国安民；兴修水利，关心农事。在文化上，他大兴儒学，邀请姜龛、淳于岐、郭高等大儒到长安讲学，“于是学者成劝，儒风盛焉”。他也信奉佛教，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组织了大规模佛经翻译事业，广建寺院。他的文化政策，对于北方文化的融合是十分有利的，在他的推动下，许多少数民族也接受了儒家思想，史称“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
另外，不得不提到凉州文化。十六国早期，张轨割据凉州，他在河西走廊大力推行儒学，开办教育，开启了凉州儒学的风尚。后来在凉州出现的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虽然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但是他们都继承了张轨的文教政策，如鲜卑族秃发利鹿孤“建学校，开庠序，选者德硕儒，以训胃子”，使得凉州成为了北方儒学的中心。
《舞乐》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壁画墓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后，很快统一了北方，励精图治，休养生息，使得北方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拓跋氏的推行新的民族政策，如拓跋珪下令强制解散血缘关系的各部落组织，也就让过去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部落解体，成为了国家的编户齐民，逐渐融入了汉族之中。从拓跋珪开始，北魏大力推行汉儒文化，仿照汉朝制度建立中央制度，史称“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拓跋焘又尊孔修文，打击佛教，混一戎华，加速了民族融合。到北魏孝文帝推行全面的汉化改革后，鲜卑族本身也融入了汉族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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