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秦汉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耕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在历史小说理论中有两大流派，一是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提出的“留心损益”（虚实结合），二是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所提出的“羽翼信史”即“羽翼信史而不违”。历史小说的创作离不开历史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艺术性之间的取舍与补充，这也是历史小说与其他小说所不同的、根本的且充满争议的问题。
在“留心损益”一说中，有著名的《三国演义》和其他很多的优秀的演义与话本小说。然而中国历史小说中，能够达到“羽翼信史而不违”这一境界且取得巨大成就的，恐怕只有一本《东周列国志》。
千古兴亡多少事
《列国志》与羽翼信史辛亥革命之后，小说知史明鉴的教化功能被一批文人所认知，小说艺术也因此蓬勃发展，蔡东藩从一九一六年开始花费数十年心血完成了《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部鸿篇巨著，在其中《两晋通俗演义》的批语上有这么一句话：
作小说难, 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 而欲其有趣味, 尤难之尤难。
足可见“羽翼信史”小说写作的难度。然而就在明朝末年，写出《三言》和一批优秀话本小说的冯梦龙，就在前人的《旧列国志》和在收集整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不朽的《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
其“事取其详，文撮其略”，“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蔡元放甚至在《东周列国志·读法》中说它： 有一件说一件, 有一句说一句, 连记实事也记不了, 那里还有功夫去添造。
但是《东周列国志》的影响力却与它在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极不匹配，在如今更是鲜有问津。究其原因，一是《列国志》中的文言写作确实大大限制了它的受众提高了阅读的门槛，二是其时间跨度之广，涉及国家、人物之众，记述历史事件之多，实在难以通读，更是在读后无从下手。
《东周列国志》以时间为结构线索, 叙写了五百余年的历史, 事件浩繁, 人物众多，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事件之间的脉络、人物的纠葛错综零乱，甚至史料不全，现有的历史资料如《左传》等更是记叙简短、内容模糊，使其复杂程度远超三国或其他朝代。
但冯梦龙在大量的资料整理中做到了，他不仅通过考证理清了关系，使之有条不紊, 脉络分明，更是通过五伯迭兴、七雄争霸的精彩使列国故事充满血肉。甚至其成书之后，陈继儒说它比正史更条理分明、翔实可靠，称其：
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
《列国志》的价值《东周列国志》是一部关于兴亡的百科全书。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前后五百余年，左右列国纷争。《列国志》在一个高度记录并审视了这段历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兴亡更替在很长的一个跨度中被提炼与展示了出来，穿插在其中的有至关重要的三点：
一、周室虽衰，天下共主
五伯的更替，不是更换天下的归属，而是更换周王室的代言人。周室虽然衰败甚至受制于诸侯，但是历代方伯一定是受天子节钺而征伐诸侯。因为无论是齐桓公或是晋文公他们都明白，尊王室其实是在遵行一种权威，这种权威象征着制度，而制度会带来秩序与发展。
正如郑庄公战周桓王于葛，庄公建“蝥弧”大旗于中军，此时君臣之谊尽废，但是祭足凌然劝谏：
“‘蝥弧’所以胜宋、许也。‘奉天讨罪’，以伐诸侯则可，以伐王则不可。”
这里的奉天伐罪，其实就是以维护制度的名义，即师出有名。醒悟的庄公立马换了军中旗帜，并在战后命祭足到军营探望周王。庄公的做法，其实就是认识到自己违背礼乐制度后所做的弥补。
周公制礼作乐
周公制礼作乐以传天下，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度来巩固并促进国家的发展。其后礼乐制度被儒家融合并作为施政的根本使得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礼崩乐坏一定会带来统治的混乱，并荼毒无穷。所以历代方伯都明白，维护礼乐制度的尊严，就是在维护纲常以促进教化，从而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威。
所以齐桓公问政于鲍叔牙，鲍叔牙答曰：
夫治国家者，内安百姓，外抚四夷，勋加于王室，泽布于诸侯，国有泰山之安，君享无疆之福，功垂金石，名播千秋。
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桓公曰：“寡人获主社稷，人心未定，国事不张。今欲修理国政，立纲陈纪，其道何先？”
夷吾（管夷吾）对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这是《东周列国志》中提炼前篇而又昭示后文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晚年又何尝不是败在这四维之上。
冯梦龙非常准确的将治国安政的几大要素提炼了出来，礼义廉耻看似简单，但是我们却不能用“下士闻道”的态度来看待真理，真理往往是越求越少，而不是越求越多。《东周列国志》所涉及的国家虽多，但其气运盛衰、人事成败往往离不开这四点。
礼是对纲常的维护，这点上文已经提及，诸侯无礼不霸这是列国纷纭之间的规律。对外修礼、对内施仁才可保承平日久。
义即信义，晋文公在城濮之役后说：
“夫胜敌者，一时之功也；全信者，万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时之功，而加万世之利乎”
晋文公
廉耻我们经常一起提及，“饱暖思淫欲”，冯梦龙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刻意提及，而是通过诸多国家的兴衰来体现，如齐氏的淫乱、晋侯的奢靡等等。这两点往往是一个国家开始衰败的表现。
但是礼义廉耻不只是关乎国家，因为国家以人为单位的，《东周列国志》中君主的好坏、将领的成败几乎也都来自于这四点，所以这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警醒，更是对个人的要求。
三、如欲成事，必会用人
整本《东周列国志》没有一个君主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君主是没犯过错的，没有一个君主是靠自己成功的。这也是古典小说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们往往不吝笔墨来描写一个人的失败和缺点。
人才兴国到如今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话题，人才是振兴的基石。郑庄公任祭足、齐桓公用管仲、晋文公有赵襄、狐偃等等一批人才，到其后我们熟悉的晏子商鞅等，它们对国家的贡献在影响力上甚至远超其国君。
晏子使楚
在《东周列国志》中，人才的定义其实很简单——文，进谏；武，立功。几乎所有的成功都是臣子的建议和集思广益的结果而非君主的刚愎自用，这是《列国志》中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雄才大略的君主，一定是英雄辈出的臣子的烘托。冯梦龙在穆公伐戎中的一首诗中说的非常明白：
毕竟贤才能干国，请看齐霸与秦强。
《列国志》中最令人动容的就是臣子劝谏的铿锵进言。在第一回中，大夫左儒进谏周宣王：
“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欲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
在劝谏无用后，杜伯被杀，左儒自刎以示其忠谏。从此这些慷慨激昂的谏臣几乎贯穿《列国志》始终。
宁可虚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滥位。
《列国志》的缺陷及结语《东周列国志》在古代历史小说中应该是仅次于《三国演义》的，之所以它在如今没有被广泛接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小说自身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讲，《列国志》所涉及的历史实在是太复杂了，复杂到即使用文言写作也有足足六十余万字，从这方面讲它大大提高了阅读的门槛。
其次，因为过于恪守正史的缘故，导致《列国志》对很多读者来说，艺术性与阅读趣味并不很高，没有一定的历史积累，在阅读过程实在有些枯燥。但是在我看来，《列国志》的精彩也在于这种紧凑和简练的美，全书几乎没有环境描写，就是为了纯粹的写国政得失、人物成败，用以知兴替、启民智。
另外，《列国志》因为是小说的缘故，在书写过程中实际上也考虑了读者的因素，全书使用的文言并不复杂，而且是文言与白话兼用。也正是因为以上一点，鲁迅先生曾评价道：
“文笔参差，又已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文言），故既拙于遣词，又颇惮于叙事。”
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列国历史实在过于复杂且史料缺失，在有些地方《列国志》其实并不准确，在少数几处的人物关系等方面甚至出现错误、自相矛盾。
但是我们不应该对这部书过于求全责备。《东周列国志》在羽翼信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列国历史的通俗读物。
《东周列国志》记载了五百年的历史兴替，气运盛衰、人物沉浮，它完美的阐释了是非成败的因果关系，在这个价值上无出其右。
不尽长江滚滚流
标签： 东周列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