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在春秋晚期，老子见周王室衰败，或倍感失望，或出于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于是骑牛西去，路过函谷关时遇到关令尹喜，留下了千古经典《道德经》，即“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由于老子骑牛西去途中留下《道德经》，因此想要搞清楚骑牛西去的老子是谁，就要先搞清楚《道德经》的作者。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发现老子著《道德经》之说越来越可疑，原因在于《道德经》中的很多内容与老子时代格格不入，其中一个致命之处在于“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所谓“三十辐共一毂”，即“三十根辐条构成一个车轮”，这是车轮技术革新，学者郭宝钧的考证，春秋时代没有这种车子，最早出现于战国中后期。战国中后期的车轮，出现在春秋晚期的书中，显然违背基本逻辑。
于是，不仅春秋老子骑牛西去，而且春秋老子著《道德经》，全都饱受质疑。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骑牛西去的老子身份与《道德经》的原作者也都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道德经》的真正作者的确是老子，但骑牛西行之老子并非春秋之老子。
01：司马迁笔下的三个老子秦汉时期，距离春秋老子不过400余年，但当时人们对《道德经》与老子的身份已经不甚了解，所以司马迁笔下用了“或曰”，在《老子列传》中连续记载了三位老子。
第一位是春秋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大约相当于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孔子拜会的是这位老子。李耳时期，周王室爆发了王子朝之乱（王子朝奔楚），最终王子朝失败，带着周王室典籍投奔楚国。老子与王子朝是何关系，有没有骑牛西去，先秦史书并未记载。
第二位是春秋老莱子，楚国人，司马迁对他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即“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司马迁认为老子也是楚国人，如今学术界争议颇大。老莱子是楚人，而楚人一贯“不服周”，因此周朝衰败与老莱子有何关系，为何骑牛西去？着实让人费解。
第三位是战国老子——周太史儋，职务是周朝太史（史官），姓或名为儋。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太史儋面见秦献公。司马迁记载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从史书上看，太史儋最可能是“骑牛西去”的老子，但违背了春秋老子著《道德经》的传统认知。
总之，骑牛西去的老子、《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个，司马迁最终说“世莫知其然”。
02：汉初帛书版道德经出土迄今为止，一共存在三版《道德经》，即传世版、汉朝帛书版、战国楚简版。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汉初帛书版《道德经》，分甲乙两本，甲本为5344字，乙本为5342字（外加重文124字），传世版为5162字。
与帛书版相比，传世版在帛书版的基础上有过不少篡改、删除等现象，比如“知者弗言，言者弗知”改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将“执今之道”改为“执古之道”（发古法今是儒法之争，汉朝儒家篡改了文本），将“五色使人目明”改为“五色使人目盲”，将“水善利万物而有争”改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等，总体大约有700处别有用心的改动。
不过，传世版与帛书版大体相同，其中都有“三十辐共一毂”这一句话，可以将传世版视为帛书版的大体继承。除了“三十辐共一毂”这一句战国时代特征的话之外，帛书版中也多次提到“取天下”，甚至还有“将欲取天下也”，以及“绝圣弃智”、“绝义弃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等语句，体现了战国时期统一六国的趋势，以及文人学者对“圣人”发动战乱的痛恨，所以才要“绝圣弃智”。与之相反，春秋晚期还处于崇圣崇智的阶段，渴望诸侯学习圣人消弭战争，而且战争力度远不如战国强，更别提当时周王室还受尊崇，根本没有诸侯“取天下”的趋势，因而不可能说出如此极端的话。
总之，从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版道德经来看，与传世版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战、反圣等思想，体现出了浓郁的战国特征。
从字数上看，帛书版恰好符合司马迁记载的“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从思想上，帛书版契合战国时期文人强烈的反战思想等。因此，结合司马迁对周太史儋的记载，帛书版道德经的出土，基本可以说明是周太史儋骑牛西行，遇到关令尹喜而留下帛书版《道德经》五千言。然而，马王堆汉墓发现二十年后，在湖北省荆门市发现了郭店战国楚墓，其中出土的一份楚简版道德经，让《道德经》作者问题又生波澜。
03：战国楚简版道德经出土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共计1.3万多个楚国文字，包含多种古籍，其中就包括《道德经》，共计2000多字，大约是帛书版的40%。
从时间上看，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大约在公元前350年—290年，出现在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后。因此，这就无法通过楚简版道德经的出现时间，来判断周太史儋之前有没有道德经。
不过，楚简版道德经的内容，却暴露了写作年代是春秋时期。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春秋老子著《道德经》是可信的，战国之后周太史儋对之有所改动，烙上了时代印记，并将之扩充到了5000多字。对比以下两个版本的一些语句描述，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变化，道德经的内容也出现了相应变化。
楚简版：“故曰兵者非君子之器。”帛书版：“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从“非君子之器”到“不祥之器”，反战力度明显加大。
楚简版：“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帛书版：“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师之所至，荆棘生之。”传世版本说：“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师之所至，荆棘生之，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越往后，越反映出作者对战争的痛恨，希望君王行德，而不是以强兵攻略天下。
楚简版：“绝智弃辩，绝诈弃伪。”并未反圣，并未否定仁义礼，只是春秋晚期“诡道”盛行，楚简版作者对此深恶痛绝。帛书版：“绝圣弃智，绝义弃仁。”将天下战乱归咎于打着仁义旗号的圣人之乱，所以对圣人无比痛恨，表达得更为极端。
楚简版：“天地之间犹如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帛书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犹如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楚简版本意是天地之间像一乐器，你不吹它不动，你一吹它就动，动它的人就是王侯，帛书版直接加了一句“圣人不仁”。
楚简版：“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唯一一处“取天下”的表述，取天下的主人是周王室。帛书版作者多次说过取天下，如“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等，取天下的主人肯定不是周王室。
另外，楚简版中没有“三十辐共一毂”这一句话。
显而易见，楚简版道德经大约写于春秋晚期，当时已经显示出了战争对百姓的伤害，帛书版道德经写于战国时代，惨烈的战争引起文人强烈的反思，所以才写下很多反战、反圣等的极端语句。对应司马迁的记载，楚简版道德经的作者是李耳或老莱子，由于孔子拜见的是李耳，推崇的是李耳，因此《道德经》原著只有二千多字，作者应该是李耳，帛书版道德经的作者是周太史儋，骑牛西行去见秦献公时，在函谷关留下经过改写的五千言《道德经》。
关于春秋老子的去向，孔子问礼老子的记载或许能揭开谜团。
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叛乱，携带大量典籍奔向楚国，作为图书馆馆长的老子被罢职，就回到了故里居住。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来到老子故里，向老子问礼。《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老子严厉地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与人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看起来像是教育晚辈。近代学者胡适在经过大量考证后推测：“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570年。”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已经70岁的老子，还有可能骑牛西行吗？老子是人不是神，2000多年的道路崎岖，恶兽出没，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骑牛西行走千里路实在过于惊世骇俗。因此，老子最可能的不是骑牛西行，而是最后善终在故里。
当然，孔子向老子问礼是否存在、老子生卒年月等，学术界都还有很多争议，但就骑牛西行留下道德之意五千言的这一传说而言，的确更符合周太史儋的经历。
参考资料：《道德经》、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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