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个楼，有时间可能就此用详细材料充分写一下。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韩非子是否反对儒家思想，如果反对是在什么层面上反对，是实质上的反对还是程度上的反对。
其实韩非子与孔子的最终的价值理想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开创一个新时代，终结这个战乱频仍、礼崩乐坏的旧时代。
那么韩非子究竟在非议儒家什么呢？
第一，名不副实，只说不干。其实韩非子的重要观点“循名责实”与孔子的“正名”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众所周知，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分裂，儒家思想也变得五花八门。不少儒家的人物流连于辩论、攻讦而不去“正名”，韩非子自然对这种“吃饱了撑的”行为看不下去。
第二，诽谤朝议。韩非子说“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接受不了的是儒家学问家们闲谈还不够，却整日以批评政策为乐。同样的还有那些墨家的侠客们，只重视“义气”却不重视“法律”。在韩非子看来，战国时代需要的是全国上下的集中力量来结束乱世，而不是“内耗”。
第三，流于理想与空谈仁义。孔子时的儒家是注重个人修治与个人反省的儒家，但到韩非子时儒家的仁义大多流于空谈与对别人的要求，儒家自己却什么也做不好。
第四，此时的儒家不重视刑法。其实孔子在《论语》
中说得很清楚——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但绵延至后世，儒家大多厌恶刑法。但“乱世用重典”，战国大争之世不用刑法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呢？韩非子并非不认可儒家所说的教化，只是认为刑罚更为急需。
第五，这里是韩非子与儒家的本质区别。儒家认为治国需要圣人，韩非子却认为圣人千年不遇，就算圣人出世也未必就能参与政治。所以韩非子认为要用法律规范，使得哪怕是才能平庸的统治者也能很好地治理国家。这就是韩非子根本的观念——绝对不能依靠圣人、等待英雄，而要建立制度，让平庸的人也能够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担。
所以可以看出，韩非子与儒家思想的差异除了程度与侧重点的差异之外，最主要的在于对治理国家的方法与人才的观念上——一个偏向于注重人，一个偏向于重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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