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周瑜是曹操的克星，绝非火烧赤壁这个单一事件。首先是他在政治上推动孙吴政权走向坚决抗曹的路线。当曹操屯兵赤壁，威胁东吴之时，摆在江东政权面前的有三条路。
其一，效仿刘璋模式，先向曹操输诚，而后静观其变。这条不太行得通，因为东吴与益州不同，与曹操仅一江之隔，而江夏的刘备已经不具备独立抗曹的能力，一旦刘备被消灭，曹操必然渡江灭吴。
其二，效仿荆州模式，直接投降曹操，这样的话，江东臣僚、望族们也和荆州集团的蔡瑁、蒯越、张允等人一样，得以保住自己原有利益，至于孙权的结局则可参照刘琮，挂个刺史虚职打发到远方去，安安稳稳过一生。
其三，联刘抗曹，孤注一掷；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第二种方案，即投降方案无疑是最符合孙吴臣僚、望族的利益，因而最具诱惑力。故而一时持降曹论者多不胜数，甚至连孙氏宗亲也有人打算给曹操送人质输诚。但孙权比刘琮幸运的是，他身边有以周瑜、鲁肃为首的江东实权人物愿意不计个人利益，坚决抗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决心。
原因也很简单，在周瑜、鲁萧构想的政治蓝图中，江东是要成就帝业的，雄心壮志在关键时刻也会转化为玉碎的决心，这种眼见与格局，绝非只看中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荆州望族可比。
稳定人心方面，周瑜也从各方面给孙权分析了曹军在强势背后潜藏的危机，这让他足以有信心以孙刘联军5万兵力迎战曹操。
至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曹操当时废三公，恢复相制，又进封丞相之职，对于名义上属于东汉朝廷的地方势力而言，说完全没有震慑力是不可能的。
为了应对这种政治身份上的不对等，周瑜直接以“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也”，就将曹操从一人之下的丞相，打为人人得而诛之的“汉贼”。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不仅使江东抗曹出师有名，而且也有利于团结、鼓舞抗曹盟军之士气。
可曹操一方呢？占领江陵后好运似乎就用光了。他率领十余万兵马屯兵于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一说今嘉鱼县东北），虽然一度也占领南岸一些地方，但只要与吴军一交战就受挫，只好退回北岸。
此时曹军虽然人多，但一部分在船上，一部分在北岸，而江北大片的沼泽地又让曹军陆上活动空间极度受限，只能收缩于江边一线。这种布防的危险在于，一旦水师崩溃，岸上的
军队也很难有时间从容展开应战，遭遇敌军冲击时极易陷人混乱。
另一个致命问题接踵而至。从建安十三年（208)入冬开始，曹操的军队染上了瘟疫。根据多方史料印证，这场瘟疫很可能是在进兵途中，经过巴丘这个地方时感染的，随后在曹军中蔓延。
但曹操十余军队屯于赤壁，后勤又是一大难题。从中原往长江一线运送物资，要跋涉辗转数千里，可谓“劳师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这就导致了曹操陷入两难之境。一方面，如果江陵城中的物资一旦耗尽，后勤负担让国力虚耗，不能持久承受，他必须速战速决。另一方面，军中大疫，战力大减，又让曹操不敢轻易用兵。
曹操屯兵赤壁，拉开了渡江作战之架势，可是又迟迟未动。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受疫情影响，让曹操并没有在建安十三年（208)就发动南侵的计划。可赤壁之战还是在这年十二月爆发了，只是发动者并非曹操，而是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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