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历来是《三国演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中，人物形象论文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有的篇章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以往研究论文颇多，其中不乏名篇佳作，陈洪、马宇辉的《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范型及其文化意蕴》（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则是又一篇具有创见的论文。文章指出：“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诸葛亮的特色不仅在于才略奇绝，还在于其典型的‘帝王师’角色。”所谓“帝王师”，指的是士人的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君主的臣下，又是君主的导师――当然，更强调的是后一方面。《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形象时，在这方面刻意倾注了大量笔墨。综观全书，诸葛亮形象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１．书生出身而具有将略；２．与君主关系甚洽；３．事实上指挥、控制着一切。而当我们把眼光放远，便会发现，《三国演义》之后，中国小说史上陆续出现了一批类似的人物形象，如《水浒》中的吴用、《女仙外史》中的吕师贞、《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说唐》中的徐茂公等。因此可以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具有某种“范型”的意义。
这种“帝王师”的观念，最早由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家孟子首先提出，它表达了一种人生理想：既入世辅佐君主以建功立业，同时又维护自己的人格与道术的尊严。汉初，韩婴、司马迁等人继承了这种人生理想。由于《史记》对后世文人的深远影响，使“帝王师”的思想得到了传承不已的活力。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随着君权的强化，这种理想却越来越远离实际，越来越象是一个美丽的梦。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一些作家便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地圆这个“帝王师”的梦；而以通俗小说来圆此梦的，无疑首推罗贯中。《三国演义》及《水浒》在明中叶开始广泛传播，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士人欢迎，其原因固然有很多方面，而“帝王师”观念的复兴乃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文章的论述富有新意，颇能给人启迪。
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过去研究论文不多，已有的论述大多认为刘备形象比较单薄。对此，曾有学者表示异议，并作过精彩的辨析（见刘敬圻《刘备性格的深隐特质》文，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３期）。本年度彭知辉的《论＜三国演义＞刘备形象的多义歧读》（载《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３期），也分析了刘备形象的丰富性。而陈松柏的《刘备形象塑造的尴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１期）则仍然认为，尽管刘备前期形象（至“三顾茅庐”为止）有成功之处，但总的说来，其形象还是单薄而苍白的。文章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原始素材、典型细节的不足决定了刘备形象塑造的尴尬；其二，聪明反被聪明误，净化得过于纯洁的刘备形象在复杂的曹操形象的映衬下倍加苍白；其三，刘蜀方面美化的形象太多，尤其在“贤相中第一奇人”（诸葛亮）、“名将中第一奇人”（关羽）的光环下，刘备形象便只能暗淡无光了。
此外，吴中胜、郭瑞恒的《论刘备、宋江的理想伦理人格》（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３期）解释了刘备何以能统率众多文韬武略远胜于他的英雄的问题，认为：“刘备、宋江正是由于符合宇宙伦理，遵守国家伦理，维护家庭伦理，坚持个人伦理，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手中，具有理想的伦理人格，所以，他们在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者。”不同观点的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刘备形象，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对于《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八十年代以来屡有争论。
曲沐的《从类型化到性格化的艺术典型》（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认为，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无论是纵观还是横向比较，《三国演义》都是一部关键性的作品。它在人物塑造上，是从类型化向性格化过渡的一座桥梁，既保留着某些类型化用笔，也已达到了性格化的艺术高度。这样说并非指那些散见于作品中、并未重点描写的属于低层次的人物，而是指作品人物群体的精英部分，即可以;称为艺术典型的人物。陈伟军、孙爱春的《＜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倾向》（载《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２期）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应当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有待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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