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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中国历史进入16世纪,华夏民族面临着历史的转折。一方面,明王朝统治的中国社会走过了封建主义的颠峰,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各方面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特征开始出现萌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他就是张居正。张居正坚定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巩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同时也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潮流。因而,他也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
改革的背景
改革发生在明朝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 1582年),这段时间正是国家多事之秋。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明代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物极必反,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聩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一个首辅倒了,牵连-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非常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从明朝中期以后,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而且,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 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大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但是要特别指出的是:究其明王朝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1600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不进步则必然灭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伟大的改革。
张居正及其改革
张居正(1525- -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生于湖北江陵草市。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张居正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5岁入学, 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作了《咏竹》的绝句:“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三年之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原来那位巡抚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此后张居正一帆风顺,23岁经会试、殿试取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升为翰林院编修,43岁进入内阁,当了大学士,48岁当了首辅。
自从明太祖朱元璋罢除宰相一职后,内阁首辅也就成了实际上的宰相。隆庆六年(1572),明穆宗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神宗朱翊钧。高拱为内阁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惟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戚继光像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张居正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张居正采取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人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它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收入有了显着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现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相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张居正的去世及其改革的失败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他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己分子,以致祸发萧墙,改革毁于一旦。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震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张居正暴病身亡后,反对派的发难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祸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尽。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为之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但是由于改革的失败,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60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明帝国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影响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改革以后,明朝重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张居正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建有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未完待续)
编排:戴卫 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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