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常受到来自部分国家的敌意,现如今占据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便将中国看做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对我们进行各方面的打压。
如果说美国相对中国是个处于恶性竞争状态的对手,那么西方国家里的“熊孩子”——澳大利亚,就是美国朝中国开炮的“急先锋”。
总挑中国毛病的“熊孩子”最近几年,澳大利亚总是在不停地向中国泼脏水,甚至澳方国内的一些媒体和政客对中国人的看法已经达到了偏执、蛮横的程度。
作为世界谍报领域老手的澳大利亚时常提出中国具有“间谍威胁”说法,并建议国际部门由此加强对我国的监控力度。
这一迷惑行为让人不由觉得澳大利亚似乎有着被迫害妄想症,间接地在向大众透露自己会出现对“情报偷窥”过分敏感的不良反应,一出“贼喊捉贼”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当疫情在中国爆发后,美国率先叫停中美航班并限制华人入境,澳大利亚紧跟美国步伐对我国人民采取同样的警戒措施。
随着疫情在美国的恶化,美方政府开始频繁地向中国甩锅并且要求赔偿。澳大利亚媒体对外的疫情宣传也开始在字里行间批判中国,将新冠病毒的源头指向中国武汉。
即使是处于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也在明里暗里不断地推动着“新冠源头”的独立调查案件进展。不仅如此,针对疫情问题澳方政府还表示:中国需赔付每个澳大利亚人民2万元。
在提议被欧洲各国拒绝后,该案的发起人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甚至继续大言不惭地称疫情是件“好事”,它至少帮助澳大利亚反思了自己与中国的关系。
这种荒诞的态度让人感到难以置信,西方国家中捣蛋的“熊孩子”,澳大利亚即使是在国际战队上偏向了美国,也不该如此地挑中国毛病。
毕竟在国家的交际联系方面,澳大利亚一直与中国来往密切,中国不仅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旅游收入和国际学生来源国。
最近几年澳方政府的做法显然是太过了些,大有恩断义绝之意。
实际上,两国在国际来往上如果极易产生某些争端,那么其斗争的背后必然具有长久的、复杂的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更会包含多方面的历史缘由。
偏执起源——种族历史下的悲哀在澳大利亚还未倒向美国之前,中澳双方有过长达20年左右的密切合作期。
过去我们时常能够听说,周围有去往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或是憧憬着定居澳大利亚的预备移民家庭,在当时的部分国人眼中,澳洲的生存环境似乎是比较理想美好的。
然而事实上,光鲜亮丽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澳洲历史文明发展中目前为止还无法跨越的悲哀。
在澳大利亚人群的日常生活里,他们对华人与亚裔的种族歧视屡见不鲜,这种整体的排外情绪正是上文中澳方对华荒诞态度的重要起源之一。
总与中国作对的澳大利亚,实际上的病因还要从许久之前的三次排华浪潮以及“白澳政策”说起。
华人入澳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其还未开发发展之前,从实质上来说就只是一个英国的“越洋监狱”。
19世纪30年代,流放犯的奴隶劳动带动澳大利亚的牧羊业开始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牧羊业大潮”也造成了本土劳动力的缺失。
在丰厚的利益驱使下,先是欧洲各国的自由移民前往澳大利亚农场从事畜牧业运作,接着罪犯流放制度的废除更是引来了大批量寻找机遇的创业者。
由于劳动力的匮乏,中国人开始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当时的在澳华人数目增长得还算缓慢,加上考虑到他们缓和了人力紧张的问题,亚洲劳工也就并未引起当地白人的恐慌,华人矿工便顺势定居了下来。
捞金热开启的排华浪潮澳大利亚的排华历史,往往沿着自身国家的发展潮流和政策制定所进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单个殖民地排华意识觉醒——多个殖民地联合捆绑排华——所有殖民地集体排华。
在多年的排华历程中,三次浪潮也让整个澳洲社会在排华问题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共识。
在新南威尔士等地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出后,大批量的中国人员开始踏上澳洲土地,开始了挖掘金矿的致富之路。
随着华人入澳数目的激增,当地白人逐渐感受到了来自东方人种的威胁,他们将华人视为自己的资源竞争者,并在整个国家内掀起一股巨大的排华运动。
澳大利亚的第一次排华浪潮起始于1854年,当时的维多利亚金矿区内有多名白人矿工决定将华人赶出矿区,在政府的干预下这场暴动才得以停止。
这次敌对行为只是开始,1855年,澳方政府通过了排华法案,华人入境受限的同时还无法在澳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
除高额承担的税收外,华人矿工还会受到白人矿工依仗排华法案进行得肆无忌惮地殴打、辱骂,这种境况直至最后华人联合签名反抗才得以缓和。
但维多利亚地区的政府依旧对自己单独排华所获的成果感到不满,于是设法呼吁新南威尔士以及南澳大利亚等地的殖民政府共同排华。
在南澳大利亚通过与维多利亚排华法案相似的排华法案后,新南威尔士的排华法案却因议会未被通过而意外流产。
一时间,在澳境内受限的华人只好前往新南威尔士寻求生路,可新南威尔士当地的白人依旧对华人毫不客气,人权的丧失让华人纷纷奋起抵抗。
新南威尔士政府见状立即借此理由将排华法案通过,三地联合之下许多华人只得被迫离开,在澳华人数量骤减。
几年时间下来,随着“捞金热”的衰败,白人矿工数量减少,金矿地区的华人与白人矛盾也就渐渐淡没。各地之前的排华法案也在19世纪60年代被先后废除,第一次排华浪潮就此终结。
十几年过去后,昆士兰帕尔墨河地区再次发现了金矿,在排华法案的漏洞下,华人再一次朝“捞金”地涌来。
这次捞金,众多华人收获颇丰,巨大的收益下白人矿工的对华仇恨再度加深,第二次排华运动随之袭来。作为此次运动的发起者,昆士兰殖民当局试图阻止前往当地的中国船只,并且依旧在税收上来限制华人采金。
1877年,昆士兰正式通过《限制华人移民法案》,在各地白人的支持下,澳洲殖民政府对各大地方公司施压,逐步解雇华人。
这一系列的排华过程,通过1880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代表的区际会议形成了全澳范围内的排华封闭系统。
第三次排华的开端是1884年4月发生的“阿富汗号”违规事件。这艘名叫“阿富汗号”的船被查时满载华人,多年限禁华人入境的条款因此仿佛成为了一个笑话,澳大利亚殖民政府立即决定采取更加严厉排华措施。
同年6月举行的第二次大洋洲殖民区区际会议通过的决议,也暗示着排华成为了澳洲所有殖民地的联合行动。
最终澳大利亚政府在19世纪的后半期将排华变为了基本国策之一,华人在澳形势不容乐观,两国间的交流基础在那时就有着极大的矛盾点。
白澳主义——种族歧视的嚣张长久的排华情绪一直引导着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带有敌对态度。在英国殖民后期,由于英方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曾试图干涉澳方排华。
这样一来,澳大利亚内部的排华分子不仅没有收敛,还因此产生了敌对情绪,他们将英国分到了中国战队中,并将中国视作一个巨大的威胁,由此加速了澳大利亚的独立。
设法独立的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排外行为一直都比较激烈,“白澳主义”也由此而生。
这是一种宣扬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他们认为除白人以外的其他民族都属于劣等民族,作为白人,澳大利亚人民不应该容许这些劣等民族的进入。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民族自卑,祖上大多为白人罪犯的澳大利亚人,企图用打压其他种族的方式来抬高自身地位,建立文明优越感,实属可笑。中国人在这种主义中便成为了歧视对象之一。
当今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利益威胁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爱恨情仇可追溯良久,二者间关系的变化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在利益面前,澳大利亚一直秉持着左右逢源的原则,只不过在这类手段中,这个国家运用的方法显得有些决绝。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开始意识到由于自身人口不足所带来的弊端。迫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澳方政府开始对移民限制政策进行修改,以此吸引来一批外来优秀人才,其中就不乏华人青年。
其中“择优录取”的行为也恰好表示,澳大利亚对排华法案的松动以及“白澳政策”的消失不过是表面功夫,他们只是在利用对本国有利的高端劳工进行新型创造,种族主义的歧视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还是难以散去。
与中国短暂地紧密往来后,澳大利亚逐渐暴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作为一个由西方移民主导的国家,澳大利亚深刻感受到了这群东方人在本土地域上的影响力,它不能容忍这种潜在的利益威胁。
并且在经济上依赖于中国的澳大利亚也十分惧怕中国对矿石进口国家的重新洗牌,毕竟自己是个靠着矿石生意发家致富的国家。
为掌握主动权,澳大利亚直接投向了美国,这也就有了近年来不断的小动作。如今的澳大利亚依旧表里不一,比起背靠大树,它更向往着渔翁得利。
作为地球上独立的一个洲,拥有独特地理结构优势的澳洲,希望美国通过对亚洲的挟制产生战争,混乱局面中资本的倾斜与转移会让自己这个如“避风港”般的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新的国际地位,毕竟骨子里殖民者的强盗风格一时还是难以改变的。
文/文史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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