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虽然比欧洲早600年开始发行了纸币，但是并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纸币本位制度，也没有足够的贵金属(金银等)作为储备金用于纸币发行的信用支撑。
所谓“纸币本位制”，也叫“自由本位制”。是一种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特点是国家不规定纸币的含金量，也不允许纸币与金(银)兑换，纸币作为主币流通，具有无限法偿能力，现代纸币的发行是通过信贷程序进行的，所以纸币实际上是一种信用货币。例如我国的人民币就是一种信用货币，但是大前提是国家有足够的储备金作支撑，否则一旦这种国家信用坍塌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
虽然宋朝发行得“官交子”也是用纸印刷，上面也有图案，甚至还有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以标明面值和防伪，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法定纸币。但是宋朝并没有储备足够的贵金属作为纸币发行的信用支撑，没有建立完善的“纸币本位制度”，因此一旦国家开始滥发，空手套白狼，那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民众损失惨重，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国家信用流失则是不可逆转的。
宋代的交子最早出现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川蜀地区，但最终也没有推广到全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宋代各地的商品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另外，对于“交子”这种飞跃性货币各地的适应程度也会有所不同。
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分析，交子虽然确实适用于大宗商贸，但是其本质上与货币高级阶段所代表的商品价值的观念形态纸币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北宋时期尚不具备出现完善纸币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交子作为一种先进的货币形态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川蜀地带使用。即便后来宋徽宗改交子为钱引,也只能“行于京东西、淮南、京师诸路，惟福建、江浙、湖广不行。”纸币很难进入川蜀之外的地方流通从客观上证明，北宋仍不够发达的商品经济并不能产生完善的纸币制度。
宋朝政府在正是发行交子时还是比较谨慎的，不但规定每届交子的流通期限为2——3年，还要求交子期满后必须兑换下一届交子才能继续使用。但是这种原则性没有坚持下去，随着宋朝中期财政的困难，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对于宋朝财政负担的加剧，迫使极度缺钱的朝廷最终也忍不住就把交子当成了自助取款机，大量无节制地发行，把限额发行、存足准备金这些制度完全抛诸脑后。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交子的发行最后到了“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的程度。因为纸币发行的数量，取决于国库的贵金属准备。但是宋政府最终迫于财政危机，开始毫无节制地发行纸币，由此导致通货膨胀，交子一再贬值。
大观元年(1107年)，北宋以“四川钱引”取代“交子”，但“四川钱引”不许兑换而且随意增发，亦造成其价值大跌。靖康二年(1127年)，靖康之难，宋室南迁，财政困窘的南宋政府亦大力发行纸币，最终形成四个相对独立的货币区。
首先是南宋首都以及东南各路的“东南会子”，“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临安太守钱端礼仿照四川发行的交子，发行“会子”，“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四川地区则主要使用“钱引(后改为四川会子)”，淮南地区主要使用“淮南会子”，湖北地区主要使用“湖会子”。
南宋为保证纸币的价值而订立“钱会中半制”，即政府开支一半以铜钱、一半以会子支付。尽管南宋尽力维持“钱会中半制”，不轻易改变比率，但铜钱价贵，南宋先是在税收方面放弃“钱会中半制”，提高会子比率，甚至全由会子缴纳。铜钱收入减少后，开支方面亦全用会子。这一时期，会子虽然有所贬值，但由于其可用于交税，因此流通很广泛。
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发动北伐，军费激增，政府重新走上滥发纸币的老路，“会子”迅速贬值，“端平初……郑清之相，骤废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准(十)六界之二，而物价腾踊”。宋理宗时期，南宋与蒙古之间的战事持续不断，财源不足的南宋通过大发纸币来弥补军费，“会子”走向崩溃。景定五年(1264年)，宰相贾似道以“见钱关子”取代“会子”。
不论“交子”还是“会子”，最开始都是由私人发行，等到国家介入后，官方纸币因为天然的高信用度而将私人纸币驱逐出市场。但国家滥用民众的信用，“庙堂之上，缙绅之间，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穷日之力，赠印楮币，以为理财之术。楮日益多，价日益减”，国家的信用破产，宋朝的崩溃也就成为必然。
朝廷一旦做起了这种无本的买卖，那么其后果就是“官无本钱，民何以信”，国家信用一泻千里。如南宋时政府又想以 “关子”、“会子”和“钱引”的名称代替交子，妄图通过改头换面欺瞒群众，但是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再也不上当了，纸币最终难逃被民间弃用的结局。
纸币一旦开始发行和流通是要受到流通规律所支配的。对此，马克思曾进行了科学的表述： “纸币的流通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生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 (或银)的实际流通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