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六百六十八年，齐明女皇的皇子中大兄正式继位，即天智天皇。在经过了之前与大唐帝国的白江之战，日本军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也正是因为这次惨败，才使得天智天皇在登基后，开始重新对大唐帝国产生了敬畏之心，恢复了自隋末乱世以来，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者的国策，并同时恢复与唐帝国的外交关系。而这些使节，便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日本遣唐使。
根据现今中外史学界的一致观点认为，日本遣唐使前往中国，主要是以学习为主，几乎将大唐帝国各个方面的优势全部运回了国内，包括政治、军事、建筑、文化、思想等等，基本上只要是大唐帝国的东西，日本人都爱不释手，哪怕只是几卷经文，也能够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引起广泛关注。
稀缺的遣唐使活动记载
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部史料，能够将遣唐使在大唐帝国时期的具体活动记载下来，哪怕是日本国内最为系统、完整且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史书《续日本纪》，同样也没有对遣唐使活动内容的详细记载。至于中国方面，由于遣唐使在当时并不是朝廷的主要关注对象，所以自然不会有史官专门为这批人作书立传。
不过虽然没有全面的文献记载，但根据中日两国收藏的大量文献资料，也能够通过碎片化的方式将遣唐使的基本特征和活动内容还原出来。
日本向唐朝陆续派出18批遣唐使
据记载，日本曾拟定向大唐派遣过十八批遣唐使，虽然没有全部成功，但成功的船只数量还是超过了半数。自西元630年开始的第一批(未成功)，再到西元894年的最后一批(未成功，主要是日本朝廷接受了菅原道真的建议，停止派遣遣唐使的活动)，前后时间跨度之大，基本见证了整个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顺带提一句，菅原道真提议停止遣唐使活动，主要也是因为唐末的乱世风云，不利于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学习环境，从而作罢。
而在日本拟派的这十八批遣唐使团中，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却是自西元669年至西元733年这近半个多世纪中，第七批到第十批的遣唐使。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在第七批遣唐使之前，基本上每一批次的遣唐使规模都很小，船只最多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两艘，遣唐使的人数也主要控制在了一百余人左右。
自第七批开始，在唐朝尝到甜头的日本人，便开始加大遣唐使的规模，如第九批遣唐使的人数规模就达到了594人，为十八批遣唐使中的人数之最。并且也是在白江之战爆发前，日本派往中国遣唐使团规模的三倍之多。至于大家所熟知的鉴真大和尚东渡的故事，则是发生在西元764年。
日本逐渐缩小遣唐使规模
但可惜的是，自鉴真东渡后，日本遣唐使的规模和数量也就迅速减少，积极性也不像以往那么高了。
鉴真东渡油画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鉴真东渡的前一年，也就是西元763年，朝廷刚刚平定了安史之乱，大唐帝国的国运日渐衰类，各地藩镇割据，中央朝廷只能勉强支撑着统一大局。
而日本朝廷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就减少了遣唐使的频率和规模。
遣唐使在唐朝的待遇
说了那么多，大家不要以为遣唐使对于唐朝来言是多么稀奇的团体，而且，遣唐使在大唐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的政策和待遇。
日本派遣的使节团的确是带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前往大唐，可对于大唐而言，就未必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日本遣唐使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得到朝廷最为优渥的政策待遇，实际上除了学费由翰林院承担一部分之外，想要住得更好，还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走在大街上，便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除了口音较为特殊之外。
日本遣唐使活动的两个特点
因此，关于日本遣唐使活动的特点，还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对于日本而言，由于遣唐使需要横渡沧海，几经辗转才能够安全抵达大唐，考虑到旅途的吉凶未卜，日本朝廷许诺但凡前往大唐的使节，皆可免除三年赋税。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遣唐使在当时日本国内还是比较吃香的。因为古代日本的生产发展水平普遍不高，甚至天皇多生几个儿子，除了太子之外可以留在宫中，其余儿子都要分封到各地。别误会，人家分封诸王不是因为传统，主要是因为天皇本人供不起那么多张嘴，只能将它们赶往各自的封地自力更生，否则就只能去街头要饭——再三声明，这不是虚构，确有记载，至于详细内容，之后讲到日本相关史料的时候再谈。
而至于日本遣唐使活动的第二个特点，则是相对于大唐而言的，那就是日本遣唐使的活动在唐朝国内受到了朝廷的严格监管。虽然日本方面口口声声自称遣唐使只是带着和平、友好、谦卑的学习态度和外交任务的友善使节，但最起码唐朝的统治者不这么想。正是基于第二个特点，可以看出，唐朝认为遣唐使的目的并不单纯。
遣唐使在大唐的活动受到严格监管及其原因
比如根据西元九世纪，由曾经造访过中国的日本遣唐使中的一位名叫圆仁的僧人，在亲自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记录过这样一件事，大致是说随行的一名使节，曾在长安的街市上购买物件儿，还没等掏钱，就被巡街衙役所逮捕。由此可见，日本遣唐使的活动在唐朝还是受到了较为严格的监管。
至于其中的原因，也和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本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自打当年日本因“日出处”和“日没处”的观点，与隋炀帝闹了不愉快后，虽然在之后有所收敛，但遣唐使仍旧以小帝国使者自居，对外广泛宣称自己为“小中华”。然而，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但凡出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有极为强烈的“华夷”以及“藩属”意识。而日本在当时自然也是大唐眼中的夷族藩国，但他们却自称小中华，其与大唐帝国意识形态上存在的矛盾也就一目了然了。
遣唐使对古代中日两国的外交意义
不过，日本遣唐使的出现，也的确在最大程度了建立并发展了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其中尤以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两人，堪称所有遣唐使中名气最大的存在，甚至在《续日本纪》中，对此二人都曾有过如下评价：
我朝学生名字播撒唐国者，唯大臣(吉备真备)和朝衡(阿倍仲麻吕)二人。
总结：
所以，综上所述，首先我们要明白遣唐使并非纯粹的友好使节，正如上文中说的那样，至少唐朝不觉得他们的目的单纯。其次，日本遣唐使既有归国者，也有留在唐朝的人，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外籍唐臣”阿倍仲麻吕。其三，遣唐使虽然全面学习了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制度，但却并没有完全照搬，尤其是政治上，在借鉴了唐朝的中央政治体制后，仍旧开创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古代政治体系，对日本之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