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数据表示明初很富。在这里，我只探讨一下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状况。
中国自古就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但从宋元到明初乃至明末，中国农业并无大的发展。从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整个明代都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颁发了《农桑缉要》，内中图释的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
在农作物引进上，也只是在明末才有新的物种，如玉米、红薯等引进。而这些引进的物种也没能在明朝大规模推广，因此，指望农业大发展给明朝带来巨大财富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农业之外，能够创造巨大利润的海外贸易也一度被禁绝。
容易引起误解的是明朝时期推行的朝贡贸易。有人认为“万国来朝”彰显了明朝的富足。但朝贡贸易贯彻“厚来薄往”的原则，原来与海外华商做生意的海外各国纷纷加入朝贡行列。明中叶时，岁支不过三百余万两。如此比较，始觉数字惊人。这还只是一部分，此外对大量外邦来朝来贡者，论级行赏，数字亦极为可观。
福建左参政杨南曾为郑和下西洋做后勤工作。他死后，大学士黄淮为他撰墓志铭。其中有一节提到“供之费动以亿万记”。黄淮长期入值文渊阁等处，又常侍御榻之左，与永乐帝商议重大政务。他所谓应是实情。
明朝时期的“万国来朝”有两次高潮，都是在明初，一次是明朝刚建立时，一次是朱棣开展郑和下西洋之后。
明王朝以极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来长时期地支撑耗费惊人而又虚妄的天下万国对明朝的“朝贡”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此之后，“万国来朝”的高潮逐渐趋于平静，主要原因就是明廷无力支付高额的“纳贡”费用，对其进行了削减。比如，让前来海商自己建船回国，回赐物品价值缩水。这才平息了“万国来朝”的热度。
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明前期诸帝除了不惜巨资，招徕蕃商和小邦贡使外，万邦来朝，四夷咸服在，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和昙花一现的伪像。万邦来朝之高潮的消失，四夷宾服之境况的远逝，是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的，这才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朱棣时期完成了迁都、下西洋、北征等几个“大事件”，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当时应该就富有。
其实，朱棣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建立在压榨民力上。永乐十七年迁都后，谈迁的《国榷》记录北方各省饥民情况：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沛疲乏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且徭役不息，征敛不休。
而顾炎武《菰中随笔》记录，即使富庶的江南其实也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者什九”，“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款者” 。到永乐后期，已经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
至于洪武年间，明王朝建国前后，出身贫农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施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他欲图构建一个定额化、以实物经济和劳役为主的经济体制，学界有人干脆称之为‘洪武型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扩展是不利的。
《明史》中对朱元璋有“治隆唐宋”的评价，其原因之一就是明初在农业生产恢复后，粮价一度很低。但过低的粮价反而透露出经济里的短板。清朝同明朝一样，也是重农抑商的王朝，清朝对明初“治隆唐宋”的评价，反应了两个王朝对商业一样的短视。
终明一代，劳动力价格一直徘徊在“日薪三分银”的水平线上下，即使在晚明，劳动力价格也未见明显上升。而经济发达的社会是会出现“高收入+高消费”的趋势。
中国的农业，用人力耕田，取代了用牲畜，可见当时生产力之低。经济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 80 万，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武昌、泉州、建康等大批数十万人口的都市。
最后用黄仁宇的话来作为总结，(明)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