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择立储嗣的标准
以唐代为参照，先来看“立贵”。在唐代，皇室本身即是贵族的一部分，作为贵族它会讲究血统、出身的纯正，’亲疏嫡庶不可以混乱。五代则不然，正如欧公所批评的“亲疏嫡庶乱矣”，五代的情况表现在不但不严分嫡、庶，且“嫡”、“庶”本身的含义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与在位君主无血缘关系的养子也可继承皇位。
五代君主选择的继位人，非养子即庶子，嫡长子继位的只有一人，为后汉隐帝刘承枯，若非庶长子刘承训在高祖驾崩前突然死去，五代将无一位嗣君是嫡长子。
后梁朱温本有嫡子朱友贞，而欲传位养子友文。传授之际，梁太祖所防范的并不是嫡子朱友贞，而是亲子中的年龄最长而庶出的朱友硅，可见作为嫡子的朱友贞根本不被考虑为继承人，而友贞本人也并未见有什么不满或试图争位的动作。
在对待诸如荫补之类的问题上，五代政权无论政治层面还是法律层面上，已不甚讲究嫡庶，唐明宗时代救官员荫补子弟，即不论嫡庶皆可叙录。
“嫡”、“庶”本身的含义在五代时期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从来嫡释为“正”，正妻之子方可称为嫡子。庶，一般指侧室之子，甚至更严格地包括嫡长子以外的所有亲子。
五代时期，“嫡”的含义往往扩大为指亲子。如明宗天成二年救“应诸道节度使男及亲嫡骨肉未沾恩命者，特许上闻。”“嫡”、“亲”同义对举。三年，和凝奏“改官须转品即可，如无嫡子许以亲侄继院”，《五代会要》正引作“无子”云云。又如那州“有民与郭氏为义子……郭氏有嫡子已长，时郭氏诸亲与义子相约，云是亲子”云云又，杨吴徐温晚年欲立养子知谐，陈彦谦、徐珍等人每劝其改立“嫡子”，嫡子与假子、他姓对举，显指亲子。
“庶”、“孽”则往往用来指称假子、养子。如王处直的养子王郁被称为“孽子”又，王重荣养子王坷与重荣侄王琪争位，被时人讥为“嫡庶不分’，李克用“多畜庶孽，衣服礼秩如嫡者六七辈”。甚至当时官员对于已被断绝收养关系的养子是否可以承产，也很模糊，即“遂成疑狱”。
由此可知，五代的储嗣并无“贵”者，那么再来看子继。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五代政治上子继的观念并不排斥兄终弟及。尽管五子弋没有兄终弟及的君位传袭，但兄弟间的传授仍被视为正常。朱友硅篡位后，立即将朱友贞提拔为开封尹、东都留守—这是朱温生前给予其所择储君朱友文的位置，至少是在表面上做出“兄弟相及”的样子。
后唐李克宁与李存助争位，李存颖说李克宁曰“兄终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侄，于理安乎”。唐明宗李嗣源继承庄宗之位时也说“兄亡弟绍，于义何嫌”。在这里，兄终弟及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后汉隐帝被杀，李后择立嗣君之诰中仍以高祖的两个弟弟为选，当时高祖弟刘崇若非与掌权的郭威素来不合，那么入继者很可能是他。兄弟间的传授不但在观念上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且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也被视为了政权交接的一种可能方式。
综括上述的这些变化，正说明当时统治高层并不以宗法血缘原则为唯一的立储和传位依据，而是更看重成熟与否和能力大小。成熟和能力成为标准，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年长与功业、才华。柴荣早年多经历练，才能出众，郭威死时，他正当英年，即使此时郭威有亲子在，嗣位者也当是柴荣。后晋出帝是以“立长君”名义而得以巩固皇位的。并且，“立长君”也成为当时普遍的政治理念。
唐明宗曹皇后《以潞王从坷即皇帝位令》曰“洪基大宝，危若缀旎。须立长君，以绍王构。”后汉高祖李皇后《降封徐州节度使赞为湘阴公浩》曰“比者枢密使郭威志安社樱，议立长君。”而缺少“长君”则会导致“天未悔祸，丧乱孔多。嗣王幼冲，群凶蔽惑。”乱世政治军事争衡的现实，使得能力、功业被特别看重。
朱友文为梁太祖兼管兵车、赋税等，“于诸子为最才”李克用之所以传位存助，主要是因为其“志气远大”“地当储副”的李继岌也因为功业未就，难以有太子的名分，故郭崇韬请庄宗任命他为伐蜀的统帅，以期李继岌用军事成就来换取太子的地位。周世宗在封子为王时，所考虑的仍是“恩信”、“功德”。
二、养子继位与养子风气的衰微
在子继之中，五代社会中嫡庶观念的变化，使得这一时代所有的皇位传袭都似乎都在“一家人”内部完成，然而异姓养子的嗣位却是自汉以来在继承问题上对佘法血缘关系最大的突破。后人感叹五代的养子承袭君位是古来变之至大者。
这也就是欧阳惰所谓的“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本来应该亲密的关系反而不及本来应该疏远的关系，那么反过来可以说明五代可以“使绍大统”是义养双方关系至密的结果。五代中的梁、晋、周三朝开基之主都要心甘情愿传位于养子。除去石重贵以侄嗣位，朱友文康勤与柴荣都是自幼成为养子，养父待之如己出，甚至与养父的其他亲子进行排行，而最终也有继承大业的权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后三朝开国君主的养子剧减于后梁和后唐，朱温、李克用都有大量假子，李存助亦复不少李嗣源以下的五代君主则几乎没有几个假子见于记载，可以总结为养子风气的淡化。从客观的时代大势上来看，从李克用到李嗣源，养子风气淡化，自然有“代北集团”逐渐汉化的因素。这一结论在五代后三朝仍然适用，而考虑到这三朝又有具体的政治因素，这也许才是主导养子风气淡化这一现象的更为核心的因素，也就是人的主观的因素。
从三朝开国君主的经历来看，他们本来都是先朝皇帝的臣属，由掌权到收国称帝的时间并不长，不像后梁、后唐的君主那样自始即独掌方面，有一个长期独立掌权和夺权的时期因而他们也不像朱温、李克用、李存歇那样，在林立的唐末强藩中，经过极其艰苦的奋斗和尺土寸地地争夺而成功而是基本都是夺取中央控制权，对各地方势力，则以安抚诏谕为主，既没有大量罗致假子的需求，时间上也没有这个可能。
不过，这里的时间因素并非“由于人主在位时间短促，基本不再具备将收养的幼儿或少年培养为成人所需的时间周期”，而是，本来作为臣属，他们不可能大肆发展个人的势力，以招致君主的猜忌在位君主本身也不愿意自己的臣属多养假子，这是强有力的君主一般的思路五代对藩镇的荐举人才、辟举僚属也愈加限制。
典型事件如李克用不允许自己的亲子和义儿再养义儿。王全斌之父在庄宗时代，“为奇岚军使，私畜勇士，庄宗疑其有异志”又同光三年(925年)初，李嗣源请求以养子从坷为北京衙内都指挥使，庄宗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干政。此前李嗣源养假子元行钦，尚要“奏隶”，即公开记录在案而原来武皇李克用、庄宗李存助的那些假子们，在明宗登位后纷纷恢复本姓，以示与前朝的皇帝脱离名义上的父子关系，也就是宣示不会再为死去的养父及其家族宣劳卖命，以免当朝皇帝的猜忌。
养子风气淡出，原来汉族民间的义社仍然存在，但性质和在政治中的作用较收养假子迥不可及。后周郭威曾与李琼等结社为兄弟，姓名不改，只是对等关系，并不相隶属，只是“一种更为松散的结合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