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虽然对蝗虫都很熟悉，但却很难想象这种看似弱小的生物，竟是危害极大的世界性害虫。从生物学上来讲，蝗虫属于昆虫纲、蝗科，体长约在5~11厘米之间，身体多呈绿色或黄褐色，善于咀嚼，跳跃性强，且具备飞行能力。世界上的蝗虫种类很多，大概有一万多种，几乎遍布世界各个国家的角落，其中仅我国便有三百余种。
蝗虫靠啃噬植物茎叶为生，繁殖能力超强，一旦环境适宜，蝗虫便会泛滥成灾，迅速吃光一切可以啃噬的庄稼和植物，然后继续向其他地方侵袭。蝗灾一旦爆发，便会给农生产带来巨大危害，造成大面积减产，甚至于绝收 !更为可怕的是，古代粮食产量原本就有限，一旦出现大范围的减产或绝收，将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正因如此，古代一直重视防治蝗灾。
查阅史书可知，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蝗灾，而蝗灾最为频繁的地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尤以今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最为多发。由于蝗灾严重影响历代的农业生产，会引发饥荒和瘟疫，因而如何及时有效地消灭蝗灾，一直备受历代统治者重视。
在应对蝗灾的方式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认知的人们，自然也是有区别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们对蝗灾产生的原因曾长期费解。与面对其他灾害一样，缺乏相关知识的人们，在面对铺天盖地的蝗虫时，有时会跑去庙宇烧香祭拜，祈求神祇保佑。当然，这种做法显然是与救灾背道而驰的。
通常而言，古人与蝗虫之间的对抗是“粗暴”的。面对啃噬庄稼的蝗虫，最简单的法子便是扑打。这种法子也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比如在《吕氏春秋》中便有“蝗螟，农夫得而杀之”的记载，只是书中没有讲述具体的捕杀方法。但考虑到春秋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应该是靠人力扑打了。
西汉时，官府在应对蝗灾时，还想出了一个法子：命人捕捉蝗虫，然后根据捕捉到的数量来给予奖励。这算是古代发动人力对抗蝗灾的一种新举措了。到东汉时，王充提到了一种大规模捕杀蝗虫的方法——“掘沟阻隔，驱蝗入沟，聚而歼之”。这是建立在对蝗虫生活习性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的扑杀方法。在山西运城稷益庙中的《捕蝗图》中，还颇有些古代捕杀蝗虫的影子。
但是，这种单纯靠人力扑杀蝗虫的办法，虽然具有一定效果，但仅应对小规模蝗灾尚可，一旦蝗虫泛滥，人即便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捕杀殆尽。
除了扑打之外，古人还善于用火杀。个体的蝗虫是很脆弱的，比起野兽更怕火。因此，古人在于蝗虫对抗时，还有一招“火烧法”，或是用烟火驱赶，或是成片焚烧，只要是能驱杀蝗虫，即便是毁坏掉部分庄稼也在所不惜。毕竟，任凭蝗虫肆虐，人们会连野菜都没得吃 !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古代没有高效杀虫剂与农药，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药理知识，并将其运用于驱杀蝗虫上。古人用于对抗蝗虫的“药物”很多，诸如艾草、苍耳、巴豆、桐油、鱼腥水、石灰、白矾、硫磺、砒霜、雄黄等等。当然，在具体的使用方法上，就更加多样而复杂了。有些是浸泡或煮沸后喷洒，有些是点燃来进行烟熏，还有些是置于田间草丛，来诱杀蝗虫。
除了上述应对蝗灾的方法外，古人还想到了一种十分机智的手段——利用鸭子捕杀蝗虫。这个方法见于明代陈经纶所著的《治蝗笔记》一书。按书中所讲，陈经纶经过细心观察，发现鹭鸟善于捕食鱼子和蝗虫，应该是消除蝗灾的有力助手。不过，人工捕捉、驯化鹭鸟困难太大，并不现实。最终，陈经纶又发现鸭子与鹭鸟的生活习性相近，且能够人工繁殖和运送，所以便试着用鸭子来对抗蝗灾，结果发现效果很好。
陈经纶的法子，后来又被后人沿用。有一位叫陈九振的人，就曾在芜湖使用鸭子捕杀蝗虫，最终战胜了蝗灾。陈九振成功后，又将这个法子继续推广，最后传到了许多州县。在陈世元所著《除蝗记》中，还曾具体描述了具体案例：
“(蝗)未解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入稻畦中蝝顷刻尽，亦江南捕蝝一法也。”
文中的“蝝”【音yuán】，便是蝗虫的幼虫。鸭子虽然不及鹭鸟灵活，捕食成虫时显得较为笨拙，可十分善于捕食蝗虫的幼虫。
事实上，成功扼杀了蝗虫的幼虫，是控制蝗灾的关键。所以，这个办法曾在清代广为使用。按照清代官员许宝书的评价，用鸭子治蝗是一件十分便捷的法子：
“蝻(按指蝗虫的幼虫)初出土五日内，跳跃尚未能远，其在旱谷田内，多雇鸭户纵鸭啄食，最为便捷。”
利用鸭子捕捉蝗虫，可以说是一个两全之法。一方面，趁着蝗虫尚未长成，危害不大，且跳跃能力较弱时，可以很快地将其捕杀掉;另一方面，田中的这些幼虫，成为了鸭子的饲料，而鸭子的粪便又反过来肥沃土壤，以利于庄稼的生长。
因此，除了靠人工扑杀、火烧和药熏，用鸭子对抗蝗灾，才是个便捷有效的法子啊 !可以说，古代蝗灾来袭时，有些愚昧之人还忙着烧香祈祷时，那些聪明的早已跑去抓鸭子了 !毕竟，抓一群鸭子放田里，算是当时最好的法子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