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和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但是世人其实对他并不了解，为此，笔者想对他的生平事迹，做微浅的探讨。
王叔和的籍贯，传说纷纭，但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山东说和山西说。持山东说的有吴海林、李延沛。他们在合著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里这样写道:“王叔和字熙，山西高平人。”
现在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主要原因是正史里没有关于王叔和生平籍贯的记载，而作传的人只好求助于野史。恰恰在西晋时期，高平这一地名，在山东、甘肃、安徽、湖南同时存在，时隔久远，问题便复杂了。那么唯一的办法，除了认真的核实野史外，笔者认为能就其现存的有关碑文作一番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
并将这一变易生成的喻象书写做整体的研究，同时深入探究这一书写传统对于后世文学家的影响。譬如司空图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就是很好的研究个案，这方面的研究都是极富意义和学术趣味的。大道盈虚，终则有始，结束处即是重新出发处。当下这一刻充盈着无数生变的可能性，它总在变易着，它永远没有结束。
王叔和最早的生平事迹，见于晋皇甫谧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其序文提及:“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这是就其医道而言的。至于王叔和的籍贯，人们是从《御览》引高湛的《养生论》发现的。
其中谓:“王叔和，高平人，博好经方，洞识摄生之道。”那么高湛又是何许人呢?据考证:“高湛字子澄，渤海倍人，公元498年(齐建武3年)生，585年(西魏大统四年)卒。”按原汉置山西的法氏开明寺的那段时间。
按赵达兴老人之说，那时他已有作品发表。当然现在我们要查找到是十分困难的，但我们不难估计出那是一些和《悔》差不多，受新文学影响的欧化之作。赵树理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他在一九三四年才萌生了大众化的创作思想。
第二，作为作家的赵树理，一生思想是相当复杂的，这和他从小所生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以后的经历分不开。在开明寺长达半年之久的寺院生活，和老和尚的朝暮相处，佛教思想不可能不影响他，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似乎可以看到我们承认这一点不但不会贬赵树理，而且，实际上这是对赵树理更为切确的认识。
第三，赵树理小时候是很迷信的，这和受他父亲的训教分不开。他读过《阴宅大全》、《阳宅大全》、《卜笙正宗》之类的迷信书籍，还念过“三圣教道会经”，后来又入了“太阳教”，在长治四师时最初还吃斋，要把有字的纸烧了撒到河里。可是三年之后的赵树理却敢当着“圣像”的面跟它开玩笑万。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赵树理完全接受了新思想，没有一点迷信的成份了，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也绝不能证明赵树理的“固直”，恰恰相反，这正说明了作家有很高的思想认识和识别能力，自己认为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马上改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这样。
也正因为如此，赵树理同志在解放后几次受屈，最后为之而献出了生命，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这也是他们作家最可宝贵的品质啊!
县在北魏时已改为高平说，由此，我们便可推断高湛所指的高平，当为山西的高平无疑。其次清乾隆时《高平县志·卷十四》曾提到唐人甘伯宗写的《名医传》，就把王叔和的籍贯考证为今山西高平的王(寺)村。
时至今日，高平王寺村不仅流传着许多有关王叔和的传说，更为重要的是还保存着当时王叔和行医时用过的药窑、药碾、药薄及药臼。药臼且有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的题记。仅此就可以确定他为高平人了。
王叔和约生于公元180年，他自幼聪敏，且勤奋好学。当他32岁时，就因医术精通，被招为魏国太医令。当时太医令分太常、少府两种。属于太常的为百官治病，属于少府的为宫廷治病。
王叔和虽为少府太医令，却常常外出为小民病，深得百姓爱戴。当时太医令还掌有历代经验良方，这就愈为他的钻研医学提供了方便。经过长期的实践，他认为脉学在中医诊断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在《脉经序》里写道:“脉学精微，其体难辨，则危殆立至。况有数候俱见，异病同脉者乎!”于是，他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脉学专著一一《脉经》。
《脉经》正确详细的描写了各种脉象，同时还有注解帮助阅读者了解和区分。书中把脉象分为二十四种，这基本上包括了人体生理上脉所反映的各种症象，初步肯定了“寸口诊法”的定位诊断。王叔和还孤立地以脉断症，或者将脉学神秘化等倾向。从此，脉学便成为诊断疾病的内在变化的科学依据。
日常语言难以言道，正是因为其有规范的特征，忘掉言之有用性，使道言日出为新，以不断变易、生成中的喻象作为文本言道的载体，又使这个载体消了自身的存在，永远处于变化、生成之中，若道一般生成一切而又不被生成，如此言道方能达道。
在这诸种变易之喻象中，“渊”因其自身与道相契的状貌而更能曲尽其意。“渊”具有深、广、大的特征，“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正是比喻道境的生生不己。与渊之喻象相应的，是作为象圈的道。深入渊，即进入道心之藏。
此深渊道境正是人的居住寓所，人居于此渊之中，如何宅心于渊，如何让道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落实下来，在庄子这里就是游于艺，像鱼游回江湖中一样回归到深渊般静默的生命。忘掉人为的诸种不适，寻找生命之窍穴在其中游弋，与万象生命感通相联，相契于大道周流中。
王叔和不仅善于从实践中总结医疗的经验，并上升为理论，而且还特别强调对疾病的预防。比如在《御览》中就有记载:“王叔以前在自己尝试过什么后会告诉其他人:吃东西不能太过繁杂，过于看重排场会导致一些错误出现，尽管可能当时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积少成多，久了就会被人抓住把柄。
寻常所食，每令得所，多食令人彭亨短句，或至暴疾。至夏、秋分，少食肥腻饼雁之属，此物与酒食瓜果之类相仿。必时不必即病，入秋变节，阳消阳息，寒气总至，多至暴卒。
王叔和在医学上的另一贡献是整理和编纂了张仲景的医著，三国战乱，张仲景的医著多所散佚，幸经王叔和整理，才把他的《伤寒论》、《金匾要略》合编成书，即《伤寒杂病论》。其中王叔和把自己的一些临床经验也写了进去，使张仲景的著作越为丰富。后人提到这一著作，每誉为“医中之圣”和“方书之祖”，是和王叔和的这种为医学献身的精神分不开的。
王叔和对脉学的这一总结，不仅推动了我国医学的发展，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脉经》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传到日本等邻国，以后又传到阿拉伯国家。
被人们尊为中东医圣的阿纳森纳(公元980--1037年)，在他的《医典》里，就吸收了我国脉学的内容。公元1313年，波斯宰相哈姆丹尼曾经指示本国医生编撰了一部《中国医药百科全书》，并且特地介绍了王叔和的名字。十七世纪，《脉经》已被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在欧洲广泛地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