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时间短，同学情意长。相较于毕业时分同学之间的难舍难分，同学会仿佛成 了一份救赎，一个恒久的期待。
其实，在古代也有同学会、同学情，同学之间的那种纯洁的感情更没丝毫的掺假和做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同学之间的情谊也变得庸俗了许多，变得复杂了许多，变得让人捉摸不透。而今，世人讲的最多的同学情就是金钱、地位、权势，除了这些同学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了。
那么，在古代，同学之间都是通过什么来表达感情的呢?他们之间的同学会又是什么样的呢?古代的同学会大概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在科举制度下催生的同学会，又叫“同年会”。
参加这类同学会的人，都是同年参与科举考试的考生，类似于现在同时上一年级的同学。因此，在古代这类同年会上的同学，都可以成为自己将来的人脉、社会关系的资源，开同年会也成为了一种维持同年关系的一种手段。
尤其是在明朝，乡试或廷试之后，参与科举的人，都喜欢开会庆祝，其中，第一次的同年会最为热闹。开同年会的时候，都会按照来参加的同年人的年龄编写一部小录，俗称“同年录”，以便之后联络感情。即使同年会上的人都是异姓朋友，大家为体现感情编纂小录也是必要的。
不过，同年录分了“乡试同年录”与“进士同年录”两种。这是依据空间和层次来划分的，因为，有同年乡试的，也有同年进士的。
一般来说，参加乡试同年的人，感情会比进士同年的人更加深厚，特别是那些考不上进士的举人。而那些有把握考上进士的举人，他们会为了能够跻身于更上层的圈子，则会主动放弃与周围举人的联系，进入到进士同年的圈子里进行交往。
因为，乡试和会试之间时隔半年，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点好关系。进士圈也确实比举人圈更有价值，考中进士之后，就能够入仕为官，进士圈积攒下的人缘，也可以在官场中得以运用。而同年录中都有记录，同年的子弟也会格外受到照顾。
第二类、就是士大夫之间的文会。
随着社会的安定，在明朝中期，京城就出现了以士大夫为主举办的文会。文会的类型繁多，其中，包括解元文会、丽泽会等。解元文会一般是由各科乡试的解元举办，在文会上面以诗会友，堪称君子之交。在文会结束之后，会由专人将这次文会上的诗文编纂成册。
丽泽会有点像现在的文学社团，一般由国子监的在职人员组织，还会到各个地方讲学，互相勉励进修。他们文会的目的，主要是为考取进士做准备。到了明朝末年，江南依旧有这类文会的存在，如：复社就是其中之一。
第三类、就是同乡、朋友之间的聚会，一般在官舍当中举行。
一些在京城做官的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可以在京城购买房产，这样的官员住宅，当然，是同乡或者朋友最佳的聚会场所。比如：官至礼部侍郎的杨守陈，就曾在北京的官邸内举行聚会，因为，举行聚会的巷子地势高，又敞亮，就被命名为：高坡巷。
到了天顺二年，杨守陈又回到了北京，选择了一处人比较少的地方置办房室。四年以后，他又购置了旁边的房屋，做成了一个后花园。到了成化十一年，杨守陈建成了风咏亭。在这三十年中，高坡巷内因为风气好，中进士的人是特别多，所以，又被称作：联芳巷。
第四类、就是为同乡官员或者乡绅服务的会馆，在这里落榻的人都是同籍人。
这类会馆建设的最初目的，就是为在京城的官员聚会所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永乐年间的芜湖会馆。到了明朝中期之后，北京的会馆就越来越多，因为，当时的政府并没有为入京做官的官员提供居住的房舍，所以，这些人只能在京城购买房舍居住。
除此之外，在明朝入京为官的人，大多不能带上家眷，所以，也方便在家里举行聚会。这些官员购置的房舍，就有了临时会馆的作用，在他们退休的时候，会馆就会交给在朝为官的同乡使用和打理。
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京城三年举行一次会试，春闱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举人都会汇聚在这里，当然，也需要居住地，而会馆就是他们优先选择的地方。特别是囊中羞涩的举人，不得不依附会馆而居。因为是同乡，会馆主人也愿意提供便利，说不定，这一批举人当中，还会有一位会成为自己的同僚。
平时，同乡的单身官员也会在会馆聚集，闲谈会友。
第五类、就是官场上相同地域朋友的同年会。
京城的官员来自于全国各地，在他乡要是能够见到一个同乡，自然是倍感慰藉。起初，这些同年会都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传播一些正能量，体现朋友道义。到后来，就是为了笼络人脉，获取利益，甚至，出现了南人和北人之争，最后，演变成为了“党羽之争”。
明朝末年，朝堂之上的朋党之争尤为严重，出现了：浙党、楚党、齐党、宣党、昆党之类。这些按照地域来划分的朋党，暗中结党营私，不仅祸乱国政，也殃及了许多无辜的老百姓。幸好，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这样的党争只是短期现象。
回首往昔，同学之间的那种真挚情谊，已不复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利益的充斥，阔别已久的同学会，同学之间的难舍难分的情形，现今，已经变得物是人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