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翳辅禹，治水有功，舜赐姓嬴。为殷诸侯，父子助纣，周武诛来。非子养马，周分秦邑，成为附庸。秦仲被杀，五子破戎，西垂大夫。襄公护周，赐夺歧西，始建诸侯。
秦人在周朝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被中原各国认为是和戎狄蛮族混居的异族，但是若往上追根溯源，就会发现秦人的先祖曾辅佐过舜、禹二圣和几代殷王，在殷商时已是诸侯了，只是在周初时因朝代更替才失势的，被迫西迁到西戎僻地。当然，那些辉煌的历史是否出自后来的秦朝利用绝对的权力杜撰出来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周初时，蜚廉、恶来父子先后因罪死去，剩存的嬴姓族人顿时被打入劳奴的阶层。秦国先人们的励志故事，就是这时从一穷二白的困境中开始的。秦人能从这样的底层步步崛起，不断做大，直至后来统一六国，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为什么那样一个破落小家族能统一天下，而其他的很多诸侯尊显世家却没能做到呢?
(一)弱小之初，借势翻身
蜚廉、恶来父子因为帮商纣王出坏主意，恶来被周王诛杀，蜚廉逃死于山野。要是叫普通人家被最高王权打倒，没个上百年恐怕是很难洗脱罪名重新爬起来的，但蜚廉的后人们很争气，他们在周武王时被打倒，到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时就开始翻身了。而且，周武王在推翻殷商后(也就是诛杀恶来后)，在位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
那么蜚廉的后人是怎么从罪奴的身份中重新爬起来呢?最主要的一招，就是靠“抱大腿”，而且，抱的就是周成王的大腿，他们赢家仇人的儿子的大腿，说真的，这需要极大的忍力才行。他们知道，他们嬴家的一切原本是被周王给剥夺的，那就只能靠着周王的赏赐一点点给重新争取回来，借势翻身，别人也随便帮不了他们翻身。
蜚廉的孙子孟增靠着周成王的宠幸与赏赐，有了第一间可以合法居住的房子，地名叫皋狼，大意可能是“野狼住的坡地”，是块凶险之地，但好歹嬴家有自己的窝了，成为自由平民了。如果不能首先脱离罪奴的身份，那么嬴家到了几百年后的战国时代仍然可能为奴为仆，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强秦了。
孟增有个孙子叫造父，继续接力，宠幸于周穆王，因帮穆王平乱，穆王就将赵城赏给造父作为食邑，造父成了小奴隶主，不再是平民了。造父就把从蜚廉传下来的其他嬴姓支族的宗亲们也接到赵城一块享福，其中就包括大骆、非子父子家族，这支家族就是嬴政的祖先们。赵城成了嬴家族居之地。
非子这一家也很争气，非子因替周孝王养马有功，周孝王也赏给非子一块封地，就是秦邑。非子也成了小奴隶主，号秦嬴。这是秦囯号的由来。秦国后人推恩祖宗时，往往把非子称为秦囯的开国之君，其实这时候秦囯还没有建国，只是一个小地主而已。
秦嬴的曾孙秦仲以大夫的身份替周宣王平乱，被西戎蛮族反杀。秦仲的五个儿子继续带领周兵征伐西戎，夺占了大块地盘。其长子袭承父亲爵位，成为西垂大夫，号称秦庄公。
秦庄公的儿子秦襄公，因帮周平王避难，被封诸侯，襄公初建秦囯。周王把自己不能控制的大后方西歧之地赐给襄公，襄公花了12年时间才打到西歧。那儿原是周族的发祥之地。
这就是秦囯从无到有，初始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以看到，嬴家每一次发家做大，都离不开周朝王室的赏赐与帮助。这反过来说明，周室也需要嬴家的帮助，这与嬴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点从他们用几代人的鲜血与生命去开拓西戎之地，一点点的扩大生存地盘就能看出来。
如果谈论大秦帝国为什么会强大，只是想到像秦穆公、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和秦始皇等那些显赫君王的功绩，却不知道在那些君王之前的秦囯先人们，最初是如何从泥淖中艰难爬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国家的基础雏形，那认识真是非常浅陋。那些建立秦囯基础的几代创始人，甚至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如果秦囯的先人们只是想去养好马，或只是想去驾好车，那他们的子孙也可能都是马夫，或车夫，但是他们却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家，虽然小得不能再小。
(二)生于忧患，崇尚进攻
秦囯的先人们不只是建立了一个小国家，更可贵的是，他们从最初就为这个西戎小国注入了神圣的精神力量。
一个民族或国家要想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能总是吹颂取得的成就有多辉煌，更要记住过去经历的挫折有多艰难，现在面临的困难有多危险，不进则亡，容不得自骄与麻痹。现实对秦囯的生存处境更是这样。
和中原那些姫姓分封国不同，那些诸侯国之间有很强的文化共亲性，自我感觉优越于周边异族，甚至连楚、吴、越这样的国家都有点看不起，视为夷蛮。而秦人不但在周初是罪奴之家，能有后人存活下来已是幸运，他们为了生存从东往西四处迁徙，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好不容易在西戎打下一块弹丸之地。
那时的西戎，地理条件恶劣，文化落后，很多民族部落之间常常互相争斗，要想在那儿生存下来非常不易，身为周朝大夫的秦仲被戎族所杀就是一个例子。秦仲的五个儿子替父报仇时带了7000余名周兵，可见那时的民族部落争斗非常激烈，规模并不小。
正是因为一边要用行动取悦于周朝王室甚至付出牺牲，一边要同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在夹缝中求生，造就了秦人坚韧无畏、敢于进攻的品格。
生于忧患之中，不进取就会随时被别的部落消灭，没有退路可寻，这就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的原因。秦人没有和中国诸侯们那样可以在文化共亲圈中苟且为安享受安逸的资本，“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说的就是秦人。
秦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和弱肉强食的特征，不是别人征服了他，就是他们必须去征服别人，没有和平相处和苟且偷生的机会。这样的秦囯，注定是要成为一个有血性的国家，这对于它成长为一个大国就是一种好东西，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内心必须能够充满血性，随时有准备决战的勇气，绝不屈服，后来的崤之战、长平之战，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缺乏血性，秦囯是不可能在几百年无数次的大小战斗中始终保持纠纠向前的斗志。秦囯后来为什么宁愿选择睚眦必报的、让中原文化圈都看不起的范雎，而不是温儒博学的荀子?因为睚眦必报就是秦囯骨子里养成的性格。
秦人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民族，其思维方式是进攻性的，带着戎族地区野蛮的烙印，像猛兽一样四处出击。他们的地盘拓展到哪里，他们的国都也随之不断前移到那里，就像猛兽把尿味撒到那里，没有固守于大后方老本营求稳求安的意思。即使后来建都咸阳，据遗迹考证咸阳从来就没有修建过外郭城墙，没有考虑过防守外敌入侵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刘、项比较容易攻进咸阳城的一个客观原因。
秦人生于忧患的性格，甚至一直传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仍然担心大秦帝国的生存，所以秦朝没来得及让百姓好好地休养生息，就忙于不停地立法改制，修长城，修直道，销兵器，迁豪族，抑儒生，毁城防……结果是秦囯生于忧患，成于忧患，最后也是在急功近利中亡于过度忧患。
(三)实事求是，锐志改革
但是光有一腔热血还是不够的，热血容易造成蛮干乱干，强大的齐国楚国就曾是这样。秦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诸侯国中算是一个异类，这应该与他们处于西戎僻地，远离中原政治文化圈子，没有受到虚浅礼法制度的深度侵蚀有很大的关系。
秦人是从殷商一朝走过来的，殷商就是一个非常重视鬼神的朝代，秦人原本也极为重视鬼神，鬼神意识曾经主宰了他们的决策方式，比如文公征伐到汧、渭交会处时，和德公迁都雍城时，都是靠着占卜才决定迁建新都的。
又据遗址考古发现，秦人迁建雍城时，把秦国早期的寝庙合一建筑模式，改成了庙、寝分开且平行模式，这说明秦人从效仿商周宗法社会的宗庙中心制，向新的宫殿中心制过渡了，秦人不再把宗庙神权看得那么至高无上，君主的地位在上升。等到后来迁都咸阳，则进一步改进，朝寝处于国都中心，把宗庙置于郊外降至次要地位，这是为了突出天子之威，君权至高无上。可见秦囯的最高权力模式是在与时俱进的。
秦囯的实用主义，除了表现在最高权力模式的进步，最高决策更加走向事实求是，至少还表现在其他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选择王位继承人，早期往往表现出非常重视“兄弟同心”的优良传统，兄长主动让弟弟继位，或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王位，屡见不鲜，而不是嫡子优先。兄弟同心，则嬴姓家族的表现更为团结，先辈君主的意志更容易成为家族世代相传的集体意志，总体上能保持秦囯实力比较稳健地上升发展，不会中途完全溃烂。这个兄弟同心的家族传统最早从造父支族护庇非子支族时就开始了;
选召人才，不分背景，唯才是用，这点秦囯做得极为出色，是世人都知道的。秦穆公曾花费许多精力与时间，才搞定百里傒、蹇叔、由余三位贤才，开创了穆公时代。
200多年后秦孝公就是因为追慕秦穆公的伟绩，发出召贤令，把商鞅吸引了过来。秦惠王、秦昭王、秦始皇时代仍是这样，不拘一格使用各种人才。秦囯君主求贤若渴的精神打动了许多顶级人才投奔秦囯而来，即使没有投奔秦囯，但只要秦君听说了，也会用尽办法搞到手，比如韩非。
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那就是郑国渠的故事，秦国明知郑国渠是韩国设计的用来损耗秦囯国力的阴谋，但秦囯还是继续修建郑国渠，重用了间谍工程师。秦国用人做事的勇气与魄力放到现代国家都是难以做到的。
西戎弹丸之地经过六百多年的历史长跑，最后能统一天下，而其他魏、齐、吴、楚、赵等国也曾启用人才进行大力改革，但往往只是一、两代人的热血不能贯彻始终，然后自残自废了，这背后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四)地理军事，守攻俱备
以上讲的是内因，秦囯之所以能不断做强做大的软实力。秦囯能在乱世中扫灭诸强，终归还是要靠它的两个主要外因：地理与军事优势。
天时地利人和，秦囯发源于西戎僻地时，仿佛躲藏在周朝背后的影子，一直在与戎族部落争斗，不被外人注意，这也成了它的一个先天优势，即在它还是很弱小的时候，既能得到周室的庇护和帮助，又能避开中原诸国的倾轧吞并。
在秦囯壮大起来后，又能依靠天然的地理屏障多次阻挡外敌的侵犯，进可攻，退可守，虽屡遭侵犯也难以撼及秦囯的根本。秦囯从建立到壮大、统一的过程，很像是在下一幅围棋，按“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重要性次序，从夺占犬丘、西戎、西歧等革命根据地开始，然后是南巴蜀，北义渠，东三晋，然后是六国，南蛮……直至秦朝结束全局。
秦囯地理的优势，在中原诸侯眼里却产生了错觉，他们认为秦国处荒蛮僻地，远离中原政治经济，自然就没有戒心，减少了长途跋涉去进攻和占领的欲望。
特别是秦穆公之后的250多年里，中原几大诸侯国都在纷纷改革图强，却又相互牵制与争斗，成为当时历史的主流，可这时期的秦国由于缺少人才与文化闭塞，大部分时间只能做一个西戎看客，贵族势力上升架空了秦囯君权，屡起内讧，“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如果不是有地理天然屏障，晋国自己不争气，秦囯最有可能在这一时期被别的国家侵吞。
这200多年的低落期，其实也是蛰伏期，为秦囯提供了静观天下大势蓄力迸发的机会，后来才有商鞅改革横空出世，最后几代秦王厚积薄发势不可当。
在军事上，混居于西戎部落中的秦人，素来善于养马，善于御车，加上那是一个铁器大发展的时代，秦囯的兵车作战相比其他农业为主的国家，形成了军事上的硬件优势。没有强大的军事，秦囯就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秦囯西伐东征，到统一六国，靠的不仅是30多代君王的砺志奋斗，还有几百年的实实在在的浴血拼斗。
秦囯虽然出自西戎蛮族之间，有它野蛮落后的地方，比如人殉制度，有史就把秦穆公之后秦囯200多年的衰弱归因于秦穆公死时殉葬了秦囯的很多人才，但实际上秦囯的社会风气到了后来还是比较好的，人殉制度在秦献公时就被废止了，“献公元年，止从死”。
《秦本纪》中只记载过两次秦囯宫室内的淫乱行为，即宣太后、赵姫，而其他诸侯国经常充斥着各种宫廷淫乱杀戮，屡见不鲜且更为血腥残忍。荀子就称赞过秦囯风清气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秦始皇还亲自改造社会风气，专门立法禁止淫乱禁止欺辱妇女，这些都是秦囯真正强大的社会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