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军入关。此时已执政大清国政的摄政王多尔衮，在政治上延续了笼络明朝官民的措施。这一时期，清朝为明朝崇祯帝后发丧、收用明朝降官、保护明朝陵寝、蠲免赋税等一系列措施。摄政王多尔衮在清军进京的第二天就传谕兵部，称“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不“改削”前朝王爵的政策，对那些失去家园、颠沛流离的明朝宗王们来讲，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而不久后的顺治三年(1646)，清朝大臣孙之獬奏言称“江西故明宗室数千人，聚居省城，不无可虞”，请敕令镇守将领“驱治”之。这是清朝大臣首次建议对明宗室采取强硬措施，而奇怪的是，提出者孙之獬自己也是明朝降臣。这一次多尔衮没有再延续之前的“恩养”策略，而是下令将“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各省前朝宗室禄田、钱粮与民田一体起科，犯罪者和小民一体治罪。这一纸诏令，将曾经承认的前明宗室名号连同一切特权正式废除。顺治三年(1644)起到七年(1646)间，清军对明宗室展开了残酷的屠杀。比如顺治三年(1644)，清军进入广州，执绍武帝，杀故明藩王十五人于东校场;顺治七年(1646)，在惠州诱杀六王，且不论男女老少。
多尔衮的“恩养”政策到“尽皆诛戮”政策的转变，到底隐含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又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前明宗室从云端一朝跌到谷底?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三年(1646)，到底发生了哪些大事使得多尔衮改变了对待明宗室的态度。首先是顺治元年(1644)，江南的福王已经在刘孔昭、马士英等人的拥护下成立了南明弘光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在江北虎视眈眈，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四川观望着局势。此刻的清朝面临许多威胁，而由于明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在江南地区根深蒂固的势力，多尔衮选择暂时放下屠刀，抛出了橄榄枝。
但是这只橄榄枝只是多尔衮的缓兵之计。就比如在顺治元年(1644)七月多尔衮曾给南明大学士史可法致信，在信中承诺福王若率众投降，则会保证他位在宗室“诸王之上”，但是仅仅是三个月后，多尔衮进军江南，向各地前明的文武官员宣告，凡主动投诚，不分官职大小，一律加升一级，而此刻对待福王的态度就变成了“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随着清军逐渐站稳脚跟，对明宗室招揽的筹码也逐渐下降。所以可以说，多尔衮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执行“恩养”政策，这无非是非常时期采取的措施罢了。
而随着顺治二年(1645)李自成惨死九宫山，南明弘光朝廷覆灭;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兵败，于凤凰山逝世，郑芝龙率部投降…清朝取得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此刻的多尔衮就已经在慢慢改变对前明宗室的态度。
而除了大历史背景决定了多尔衮策略的改变，还有不少现实因素也都成为明宗室的催命符。第一就是当时许多反清揭竿起义的团队都试图“扶立明朝一人”(即拥立一位明朝的藩王)，这样的事情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前明宗室的存在，无疑为这样的现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那么对于清朝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威胁。为了杜绝这样的问题，清朝只能采用斩草除根这样残忍的方式。
而第二，则是清朝和前明宗室之间的利益冲突。清初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无疑也涉及到了前明宗室的大量庄田，可以说此刻的清朝和前明宗室，就好比狼盯上了肥美的羊。利益的冲突使得清朝不会顾忌太多，悬在前明宗室头上的那把刀下落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第三，就和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那个起因有关。这其中还有舆论的转变，而这个舆论的引导者大部分就是明朝降官，就如上文中提到了孙之獬。虽然之前是明朝官员，但在清军进入后率先剃发迎降，为表现出与前朝的决裂和对清朝的忠诚，在迫害前明宗室方面就显得尤为积极。
前明宗室在清朝残酷的打压下不仅失去了土地房屋和财产，甚至失去了自由和姓名，在不停的诱杀和追杀之下，导致越来越多的前明宗室不敢投诚、不敢与人接触，无奈隐姓埋名或出家入道。而这样的人生悲剧不过是历史中的沧海一粟，历朝历代的更迭都伴随着这样残酷又心酸的故事，与朝代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