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又称方镇，原本是唐朝为了防御边患设立了军镇。不少藩镇的最高长官贵为节度使，已具有军事调度、财政支配和监查官员的权力。在安史之乱前后，此类军区式构建已在唐朝大部分地方普及，为抵御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叛乱平定不久后，皇帝就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而发愁。无论长安的宫廷作何努力，这些军镇都将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新唐书方镇表》中，一共罗列了42 个大小不等的藩镇,实际数量则远不止此。其中某些抢先冒泡的刺头，让李唐皇帝很早就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李豫在幽州、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和成德(今河北中部)三地设立新的藩镇。分别任命李怀仙、田承嗣和张忠志等安史降将为节度使，史称“河朔三镇”。这些藩镇表面上依附朝廷，实际上却拥有很多自主权限。皇帝痛心的发型，藩镇有需要就可以在背地里扩大军备，而财赋不供且自置官员，让朝廷无力过问。
除此之外，在位于内地的汴宋、武宁等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藩镇体系。这些地方虽然远离边关，但肩负监控河朔三镇、保障财赋运输的职责。一旦这些地方出现问题，江淮的粮食便无法顺利输入关中，足以把皇帝急的直掉眼泪。至于跟南方的两浙等东南藩镇，也负责直接维系着唐朝财税供应。
虽然藩镇大体上对长安宫廷没有敌意，但难免让皇帝感觉自己失去了对帝国的部分控制。就政治而言，节度使可以集军、政、财于一身，有自成体系的能力。原来的节度使死后，也通常倾向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者偏裨擅立。朝廷如果不选择事后追认，容易闹出让双方都不愉快的矛盾。以河朔三镇例，在前后57位节度使中，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只有4人。藩镇制度的愈演愈烈，终究让皇帝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组建军队就必须依靠雄厚的军饷粮草。但李唐皇帝很快就会发现，藩镇控制着大量屯田或营田，截留了很多农民创造的赋税。虽然节度使本身大都无福消受，但在中央宫廷眼里依然是非常刺眼的问题。
此外，藩镇还可以将商业利益从王朝税吏身边剥离。例如平卢淄青的节度使李师古，就非常觊觎境内的商业贸易收入。通过用自己的部队保护贸易，再用商人的资金弥补空缺的军费。在他死后，其弟李师道自领平卢淄青节度使。因为有了经济上的撑腰，可以手握重兵而有恃无恐。结果是长安宫廷根本分不到大量好处。
但无论是哪位皇帝继位，个人能力与宫廷财政如何，都已经无法遏制藩镇的扩张趋势。或许在他们心中，源自西魏的府兵制更符合自己的政治审美。但无论后世多少人吹捧兵员和财政矛盾得到缓解，都无法否认武则天在位期间的逃亡隐匿现象频发。所以，藩镇体制的孕育而生，不过是唐朝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而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新麻烦。
在领地继续扩大的唐玄宗时代，朝廷只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却又负担不起沉重的军费开支。于是，被后人诟病的藩镇也几乎同步降生。很多人批判这一做法势必造成将领拥兵自重和士兵忠诚度降低等弊端，却看不到扩张型帝国都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因为无论是早先的亚述和罗马，还是与李唐同时的拜占庭或阿拉伯，都有着类似的军区分权机制。地方大员也有自己的私人班底和核心武装。
于是，节度使的牙兵既成为藩镇的核心军事力量，又形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集团。他们抱团取暖，无形中反制节度使的个人权利。一旦长官触及牙兵的切身利益，他们可以选择变换主帅，由此产生“兵骄则逐帅, 帅强则叛上”现象，让皇帝和依附其个人权势的文官队伍都痛心疾首。
不仅如此，平叛有功的内地藩镇势力也逐步做大做强。长安附近的同、华两州节度使周智光就曾放言：此去长安百八十里, 智光夜眠, 不敢舒足, 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 惟周智光能之。
当然，早在藩镇体系成型之前，唐朝的军队结构问题就已经预示了未来路径。
据统计，自开元年间其，边藩军队就拥有士卒49万和战马8万匹。同时代的中央和内地军队只有8万人，两者比率达6：1，是典型的外重内轻特征。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禁军，唐朝被迫采取以藩制藩的策略，以此保持军事均势。但结果还是中央宫廷的权力遭到削减。
为了制约世俗武夫，唐朝皇帝还在后期打开了宦官染指军队的潘多拉魔盒。公元783年，唐德宗李适命泾原镇士兵平定四镇之乱。军对开至长安，因京兆尹王翔劳军不力而发生哗变。李适在叛乱平定后还心有余悸，开始让宦官担任军队的主要指挥。这就让皇室的权威被彻底削弱。这种中枢集团的争斗不止，也影响了对地区藩镇的控制。
唐宪宗李纯不甘骄藩滋生的现状，执意实行削藩。公元819年，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身死，河朔三镇相继表示顺从朝廷，史称“元和中兴”。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而已。
后期的长安宫廷 也被宦官势力把持
唐朝覆灭后，藩镇才正式开启割据模式。但在五代与十国体系的形成中，还是有不少旧的前唐藩镇被兼并或消灭。最后能留下的，大都有比较可靠的现实依据。其中，过去一直为都城输送的物资的中原藩镇，最后会成为新帝国的执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