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宋朝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史学泰斗邓广铭先生认为“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而言，宋代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空前绝后”，而海外学者则视宋代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种种赞誉不一而足。而与此同时，宋王朝却从未摘掉历代冠之的“积贫积弱”的窝囊帽子，两种评价截然相反却都有依据，让人对宋代倍感困惑。
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在于学界的探讨，是建立在宋代经济“成就高”之上，然后一分为二;这样就对其增长“速度快”及其原因和影响有所忽略。其实两宋三百年间的经济增长曲线斜率陡峭，连《中国大百科全书》都用“迅猛”二字评价，本不应被忽略。而且相对我国封建经济总体的缓慢趋势而言，从快速增长的角度观察，或许能对宋代历史有所新启迪。
一、宋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内生动力
宋代经济增长的“快”，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上，亦即农业、手工业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迅速扩张是以农业与手工业经济本身所迸发的内生动力为基础的。先说农业，垦田数目的大幅增长固然是事实，但最基本与最显著的，在于精耕细作所带来的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以稻米为例，据唐名臣陆贽所奏的唐代最高亩产约为两石，到宋代平均亩产已逾两石，而在主产区太湖流域江浙地区亩产从仁宗时的二三石到北宋末的三四石，再到南宋中后期最高时的五六石，在两百年里翻了两番半。
在技术并无重大变革和突破的传统生产方式下，这样的成就是惊人的，意味着在宋代大概一亩地所产口粮即可养活一个人;而更重要的是巨大的生产剩余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并带动农业向作物多样化、种植经济化、经营专业化方面阔步前进，从而构成了农业增长的强劲驱动力。
而以农业为基础的宋代手工业迅速增长则体现在本部门内涵与外延两方面的积累与迅速扩张。先说内涵方面，首先是传统部门如炼铁、制瓷、纺织、造纸、茶盐等在优势基础上的继续巩固，在生产分工、技术、规模乃至产品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造纸与雕版印刷的成熟促成了图书出版业的飞跃，宋版书的举世闻名。
其次则是传统部门内部的领域扩展，纺织业就在丝、麻的基础上扩展到了棉纺织。而外延方面则体现在由农业带动下的新兴部门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比如甘蔗、果蔬、木材、药材等经济性作物的广普种植使食品药品、木材加工迅速发展起来。这样由内涵与外延形成的合力又构成了手工业经济持续的内生动力。
二、宋代经济增长的外部刺激因素及其反面
宋代经济增长的外力源于商品市场的推动和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将农业和手工业有机串联，使经济呈现了加速扩张的态势。
首先，在宋代，商品经济在带动城市商业冲破坊市格局限制的同时形成了包罗万象的行会，市场主体被进一步扩大;而城乡之交的商品集散地——草市的兴盛以及手工业的专门化生产与交换则带动了如梅李镇、景德镇等大批市镇的崛起。
加之较为发达的水陆运输基础连接大城与小镇，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四周的区域市场越发成熟，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市场及依托边防军镇的西北边贸市场。在2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大宋王朝的城市如同座座灯塔般发出的光芒照亮了农业社会的夜空，而城市经济兴盛又使商税取代田赋(两税)成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城市亦成为事关大宋军国命脉的节点。
另一方面，灯塔下是最广大的不起眼的农村，绝大部分散居其间的劳动者承担着绝大部分商品的生产，他们被租佃制与保甲制所固定，“戴星而作，戴星而息”;他们承担两税与地租，所谓“公私之债，交争互夺”，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支撑着帝国的经济命脉，成为最默默无闻的输血者，并忍受着商品交换最底层的种种辛酸。因此，农业社会城市经济崛起的反面就是城乡二元鸿沟的形成与固化。较之高速增长的经济，宋代百姓(当然主要在农村)的生活水平并无显著提高或改善，苟且辛苦一世罢了。
三、片面求增长的刺激政策及其原因与影响
可见在宋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内生动力源于农业与农村，其最大隐忧则在于高增长所带来的城乡差距扩大及其所导致的经济停滞与发展失衡。按道理，若长期政策遵循规律“维持”经济增长，则生产发展助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并非绝无可能。但宋朝政府却无法摆脱商税巨大利益的诱惑而片面追求速度，推行了“加速”刺激商业的国家专卖——禁榷制度，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则如同为经济注入了毒害猛烈的兴奋剂。
纵观宋代历史不难发现，在朝廷推动下的禁榷制度逐渐成为了宋代商业发展的主力和主流，可谓“山海之入、古之尚疏者皆密”。所需专卖者不是资源矿藏(铜、铁、锡、铅)就是百姓日用(盐、茶、酒、醋)，加之回报丰厚的进口货物(香、药等)，但凡有利而无所不为。官府要么干脆直接经商，要么“与商共之，常得其五”，大张旗鼓招商引资。
宋代的各行各业都由官货承包商——买扑(官办包商，针对官府设定的专卖商品向官府申报税额，出价高者取得该项商品经营权)所充斥，其带动的小商贩群体扩大了市场主体商人的范畴，在将商业链条拉长的同时使同区域不同层级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进步固然是事实，但其目的在于速度。原本为经济增长加速的商业本身又被注入了加速剂，速度倒真是“节节攀升”，至少商税收入是如此。单拿榷酒岁入而言，宋代大致保持在1200万贯以上，而北宋庆历年间曾高达1700余万贯，已占当时以货币财政收入的近四成。
然而，官府要税、大商人要利，资源与市场又垄断在二者之手，这样的模式速度虽快，却使本就处在底层的乡村弱小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者势必在交换中被进一步盘剥，而作为区域市场中心的大城市(汴梁、临安)，生产能力发育迟缓但消费能力却超强，二元化进一步拉大的同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就严重削弱并终至丧失了。另外，商业发展也日趋畸形，最典型表现就是在权钱结合下所孕育的荼毒后世的怪胎——官商。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说，宋廷大力发展禁榷，原因在于应对糟糕的财政状况，亦即募兵制及维持庞大常备军所需的军费、官僚机构和皇亲宗室的奢靡开支造成的“冗兵”、“冗官”、“冗宗”开支，而这“三冗”使宋廷始终挣扎在入不敷出的窘境中。笔者认为这是史实，但是“三冗”归根到底是一种膨胀性财政支出政策，加之宋廷想方设法增加赋税，以至“古者刻薄之法，本朝皆备”，苛捐杂税骇人听闻，这是财政方面;
而自仁宗天圣元年(1023)起自首次发行货币——楮币交子起，货币发行量从125万贯到南宋末膨胀至9亿贯，又是长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货币宏观政策的双膨胀带来的效应是经济的增长，当然还有百姓的日益穷困。因此谈及“三冗”这一外因，似乎并不全是其绑架了北宋的财政政策，以其为代表的扩张性支出有客观上刺激商业的功效，很难说不是朝廷有意为之。
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宋代除了皇帝(君权)以外，士大夫(相权)也是实际的统治者，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5370。而这一局面形成经济原因在于土地所有制，唐宋之际旧有封建庄园制日趋崩溃，而土地兼并、两税征收皆始于唐，故“宋承唐制”之根本在土地制度及相应的赋税制度。亦即土地“不抑兼并”和田赋的“以资产为宗”。
况且，宋代五代干戈纷扰中立国，没有改变亦无法回避既有土地所有权未经农民战争变革的事实，于是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要纳税人，而脱胎或结合于庶族地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取得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当然要保护大地主的地租收入不被君权以税收名义拿走。宋代大地主或曰“富户”各类逃避赋税的记载不胜枚举，但对他们而言“解决之道”在于改变赋税结构。
而商业发展“恰”在此时提供了绝好渠道，对大地主而言商税是田赋的绝佳替代。只是通过商税攫取而来的财富究竟如何消费掉?好在，“冗兵”可用于安内攘外，而祖宗家法”早就为官僚队伍的膨胀与皇室的奢靡提供了政治、法律乃至伦理上正当性，于是尽管大一统帝国巨额的财政开支是统治阶级必然的选择，却也顺理成章，是故尽管宋人拿“三冗”开刀改革财政的疾呼不绝于耳，但一切照旧。
总结
综上，用现代眼光看宋代经济的快增长，其内生动力与外力加速是清晰的，执掌国策的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在看到城市商业崛起的同时不可能对与其孪生的城乡二元化趋势没有认识。
然而宋廷采取的旨在搜刮民财的“刺激”政策本末倒置，加重百姓疾苦，进一步使城乡发展失衡，并在长远上造成了封建经济的停滞，这样的“增长”与商品经济发展规律本身是背道而驰的。而对大宋王朝而言，观其国富民穷而谓之“积贫”，观其竭泽而渔求增长的畸形模式而谓之“积弱”，其实并无不妥;
至于国家攫取财富而用之不善，宛如衣着华服而病骨支离，终于败于北方而亡于强虏，也输得无话可说。以史为鉴，意在兴邦。可见无论什么生产条件与社会模式，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与之相反只有遵循规律的协调发展才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宋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