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一向有“忌讳”之说，无论是言语中，还是写文时，有些字词因为犯忌讳，绝不能用，否则就会有严厉惩处。历史上不乏有因为犯了“忌讳”而遭难的人，比如金庸先生的一位祖先就因为一句“维民所止”遭了大难。
那么历史上的“忌讳”有哪些呢?说忌讳，先要从秦朝之前说起。
秦之前对于忌讳并不十分严格，因为并没有形成完全的政治统一局面。在秦朝之前，主要的避讳主要是王上尊讳以及死讳，无论是占卜时，还是言谈，不得直呼王上、上级的名姓，在人死亡之后也要避讳，所谓死者为大，死讳体现的是对死者的尊重。
在字词的忌讳方面，只要不是原字就没问题，同音字不会有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宽松的环境，所以在先秦之前，各种文艺作品百花绽放，如《诗经》就是传承数千年之作。
在秦朝之后，此时的皇权至高无上，统治者为凸显这种至高无上，所以管控开始严格起来，但凡涉及到皇上的名讳一概避让。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忌讳内容更为多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注重门阀士族，家族内部辈分鲜明，家讳管理严格。很多时候，家讳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尊讳。
到了唐宋时期，忌讳的管理严谨细致，不仅字形要避讳，字音同样避讳，比如唐朝是李家的天下，所以但凡与李相关的字词都要避讳，鲤鱼一词就不能说，需要改称为赤鯶公。
宋朝时期礼法合一，在忌讳的法令管理上达到空前严格的程度，有一句俗语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点灯”，并非说不能点，重点在于那个“灯”字上，当时有一位州官，名字中有一个“登”字，所以与“登”同音的字就不能用。
说白了，这句话本意并不是不给老百姓放灯，而是不能用“灯”这个字，因此，当地老百姓只能把放灯叫作放火。
元朝时期，是外族统治天下，元朝虽然在忌讳上并没有太严格的规定，但明确将天下人分为四等，汉人与南人分属三四等，三四等的人在科举、法律以及征兵方面都有很多限制，比如若当兵，那么汉人与南人是不能作宿卫的，明显朝廷有所防备。
明朝时期忌讳方面的管理很宽松，历代皇帝多不在意尊讳，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的出身并不光彩，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做过贼，也做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贼”以及“僧”，曾经有官员因犯了这样的忌讳而丧命。
此外，明朝皇帝姓朱，故此，“杀猪”一词也是不能说的，弄不好会被认为造反，有株连九族的风险。
到了清朝时期，与元代相似，都是外族占了天下，会担心汉人的反抗。在清兵刚刚入关时，对忌讳不算看重，历任的皇帝并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过多要求，只要求涉及到诸如“蛮夷”等字眼时需要避讳。
直到传到康熙皇帝，开始大兴文字狱，开始挑字眼，借题发挥，康熙时期最忌讳的就是“反清复明”，天地会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所以“清”和“明”这两个字是绝对不能用的。
发展到雍正年间，文字狱更甚，金庸的那位先祖是查嗣庭，他的案件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吕留良一案，审案足有五年之久，牵连甚广，吕留良的子侄门人多受其害。民间传说中的侠女吕四娘就是吕留良的后人。
后来或许是此举太伤天和，所以雍正仅在位十三年便猝然离世，其死因至今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