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长安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是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从周文王筑设丰京开始，先后有西周、秦、西汉、东汉(汉献帝六年)十三个朝代在此定都，时间跨度长达1200年左右。这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少有的。长安定都时间虽长，有一种现象却不容忽视：唐朝之后，长安的优势不再，新立政权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避开了长安。如五代割据政权以洛阳和开封为国都，宋元明清分别以开封、杭州、北京为都城。
长安为何屡遭“失宠”呢?这其中有何道理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原因：
老牌都城毁于战火
作为老牌都城，长安所在必然是斗争所在。唐代的安史之乱既是大唐国运的转折点，也是促成都城长安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开始。安史之乱时，长安失陷，饱受战火洗礼。当时，吐蕃也趁虚而入，两次攻入长安，累计占据时间长达25天左右，长安城受到严重破坏。中和三年(883年)四月，黄巢与唐诸镇兵激战，不敌后连夜撤离长安。途中，黄巢“焚宫阙、省寺、居第略尽。”大肆破坏这座伟大的城池，致使“荆棘满城，狐兔纵横”。对此，诗人韦庄在《长安旧里》感叹道“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然而，此战之后仅仅过了10年，长安又遭逢军阀朱全忠的破坏，当时“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长安遭到毁灭性破坏。然而，长安还未来得及恢复元气，五代时军阀势力在关中频频发动战争，本来就已不堪的长安更加破败了，乃至失去了作为国都的基础条件。
生态环境恶化
除了成都平原，我国最早还有一个区域被称为“天府之国”。这就是关中平原。关中平原以长安为中心，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介于秦岭和渭北山系之间，河流综合，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堪称定都的风水宝地。《战国策·秦策》中苏秦向秦惠王建议“连横”之计时就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同样，秦末汉初之际，山东人的刘敬强烈要求刘邦迁都关中，说“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关中虽号称“天府”，然其土地狭小，并不足以支撑长安动辄百万的人口规模。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必然要透支自然的承载能力。一是政府鼓励大量开垦荒地，砍伐森林，过度开发农业。二是随着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生态失衡性灾害接连出现，这些又反过来压制了农业的开发。据《通典·州郡四》载，唐代宗大历年间，关中耕地只有6200余顷，相比汉代，减少了近3900万顷。如果，再算上产量的降低，其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三是城市用水紧缺。唐末以来，水资源明显减少，无论是泾、渭、霸等河流，还是龙首、清明等人工渠道，流量都在减少，甚至出现了干涸。周边水源如此，遑论城市供水了。
外部局势的变化
历来统治者定都长安都不会少了这样一层考虑：对内对付东方各诸侯的割据势力，对外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这其中，抵御外部的侵略是最为棘手的事情。如来自西北匈奴、突厥常年来犯，中原朝廷定都长安可以对其很好地压制。中唐以后，外族关系却发生了改变，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于东北，来自西北的威胁已不是重要所在，如西夏。在这种背景下，长安逐步失去了失去了长驾远御的形势和军事中心的地位;而黄河中下游(洛阳、开封)，甚至北方(北京)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明朝时候，朱棣之所以迁都北京，很大原因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已经崛起，争夺燕山防线和关外的辽河平原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考虑。而定都北京，可以更好地推动这一目的的达成。
综合来看，长安的败落，是在国都东渐北移的趋势下完成的，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值得一说的是，长安城的国都地位虽然不在，但他还是关中的区域中心、西部重要的军事重镇，统治者设置重要机构，对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