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在其起源阶段具有纯粹实用的性质，贵族带剑也自有实际的防身卫体功用。早期铜短剑由于器形短小，尚未成为有威力的格斗兵器，故在战争中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而主要是用于防身。东汉刘熙《释名·释兵》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大概汉语中剑的得名，正是由于剑的早期功用。
中国人带剑的习俗，大致可以追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君子国。《山海经·海外东经》云：“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晋人张华《博物志·外国》云：“君子国人，衣冠带剑。”可见带剑之风由来已久。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剑不仅被大量用于战争，而且被更广泛地用作平常的佩饰。当时贵族带剑的风气极盛。贵族带剑除防身卫体外，又有佩饰的作用。随着贵族带剑风气的形成，剑的佩饰意义愈益突出，他们不仅以带剑来体现尚武的风气和精神，更以带剑来显示威仪，以华美的剑来标示富贵，带剑已成为贵族显示其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老子》称贵族“服文彩，带利剑”，这与史前先民或介胄之士的带剑有很大区别，其佩饰的意味要远甚于实际的功用。故贵族们竞相追逐珍良宝贵之剑。李斯《谏逐客书》称秦王政“服太阿之剑”，所谓太阿剑当应是泛指得自异国的宝剑。《吕氏春秋·侈乐》云：“世之人主，皆以珠玉戈剑为宝。”
早在西周时期，着冠带剑就是当时贵族的普遍装束。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西周初贵族墓中出土有扁茎柳叶形铜短剑;河南洛阳庞家沟西周初期贵族墓中出土的两件扁茎柳叶形铜短剑，剑身均有“丰伯”的刻铭;甘肃灵台白草直西周初期凞伯墓出土扁茎柳叶形铜短剑，等等。这种现象说明，当时在贵族阶层，带剑已经成为风气。
到春秋战国时期，带剑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了。《左传·宣公十四年》记载，楚王派申舟聘于齐国。途经宋国时，申舟被杀害。楚王闻讯，“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意思是说，楚王拂袖而起，连鞋也没穿好就跑出去，准备出兵。随从慌忙将鞋和剑递给他，同时备车。楚王走到寝门的门阙时，才穿好履，走到寝门之外才佩好剑，走到蒲胥的集市时，才上了车。这段文字将楚王冲动的神情描绘得淋漓尽致。由此也可以看出，剑是君王不可须臾离身的器物。《战国策齐策六》记载齐国儿童讥讽田单的歌谣唱道：“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大冠是武冠;修剑拄颐，谓所佩长剑之柄及于下颔。
由于成年的贵族男子几乎人人带剑，故带剑又被视为贵族成年的重要标志，与成年加冠具有相似的意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叙秦始皇成年亲政时，即用“始皇九年四月乙酉，王冠带剑”来表示。在中国古代，“加冠”是一种表示成人的重要礼仪，而把“带剑”与此相连，就不能不说是表示同一含义。汉人刘向《说苑·善说》述，楚国的王族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玉、带玉璣剑，履缟舄，立于流水之上”。可见佩剑还是一种册封贵族仪式上的服饰。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
为了显示富贵，贵族们还竞相把佩剑装饰得极其华美。《楚辞·九章·涉江》云：“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铗，即剑;陆离，斑斓绚丽，言其装饰之盛;切云，高冠之名。屈原以“陆离”状写剑饰，可见一斑。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曾出土一幅帛画，描绘一贵人驭龙，头戴高冠，腰佩长剑，正如《楚辞》所言。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赵国平原君遭使者往见楚国的春申君，赵使欲向楚人夸示富贵，特意头载(玳)瑁簪，以珠玉装饰佩剑之鞘，这种风气促进了铜剑装饰艺术的发展。于是，专门作为佩饰以玉制作剑器附件的玉具剑便应运而生。汉人刘向《说苑·反质》描绘身处富贵乡的经侯“左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真是显赫一时。
贵族带剑的习俗和风气普遍流行，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地处西陲的秦国。秦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战国之初，秦国曾以政令形式要求官吏佩剑，将官吏带剑定为一项制度。这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的“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唐人张守节的《正义》解释说：“春秋，官吏各得带剑。”《史记六国年表三》又云：“(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的《秦纪》中也有简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的记载。《史记》对同件事的重复记载，表明司马迁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郑重程度，说明对秦国来讲，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秦简公接连令吏带剑，令百姓带剑，着眼点就在剑本身。一个“初”字，说明在此之前秦人没有佩剑习惯，或是秦的法律不允许带剑。一个“令”字，又说明这是以政令方式强力推广剑的佩戴，是在努力引进吴、越和楚国的先进兵器和战斗技艺。对秦国来讲，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其意义不亚于后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承秦制，官史也带剑，故身为汉更的太史公司马迁就在《史记》中三次加以载述，记载了这项制度的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