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小时候都背过《朝代歌》，大陆流行的人教版，其中有一段是：..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西周与东周，西汉与东汉，西晋与东晋等等，都是后世对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划分。但是，春秋与战国，却并非朝代名称，而是同属于周王室东迁洛邑之后至秦王朝一并天下之前的那段时期。
既然，春秋与战国并非朝代名称，那为何要将东周那段时期分为春秋与战国呢?后世之所以会将东周分为春秋与战国。主要原因是，这段时期比较长，约有550年之久(前770年--前221年)，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社会发展有了明显的变化与不同。
春秋的得名，源於孔子著《春秋》一书，《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计242年的历史。而战国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源於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战国策》为国别体史书，其记录的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至秦朝一统。
而另一部史籍鸿篇《资治通鉴》也是编年体，其记录的年代是从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室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即三家分晋)，而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北宋建立的前一年)。《资治通鉴》记录到959年，很好理解，是为了不述及当代(宋代)。那为何又从前403年开始记录呢?因为在司马光这些儒生看来，孔圣人已经著了《春秋》，而后世孺子是不能比拟“圣人”的。故而，孔圣人写过的那段时期历史，后世儒生是不能轻易动笔的。
故而，《资治通鉴》的记录年代，只能从《春秋》之后的年代开始。但是，《资治通鉴》又没有紧接着《春秋》之后的年代(前481年)开始，而是从前403年(三家分晋)开始记录。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司马光等人把“三家分晋”这一事件，当成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而后世也基本上都认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是春秋迈入战国的重要标志事件。
春秋与战国的不同，从表面上看是传统的那套规则体系越来越崩解，而使战争越来越无序、激烈、频繁。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於社会形态体系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周王朝建立的时候，实行的是分封制度。天子将部分土地封赐给宗室勋臣，以建立邦国，而称诸侯。诸侯再将自己的部分领地封赐给各卿大夫以作采邑，而称为家。诸侯的疆域(国)与各卿大夫的采邑(家)，就共同构成了“国家”一词。
按过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夏商周称之为奴隶社会，秦朝到清朝这两千多年的时期，称之为封建社会。但实际上这种划分，并不适用於中国，且马克思本人也曾说过，他是根据西方的历史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的，而对东方的历史政治形态欠缺研究。
对比东西方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觉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其实与西方中世纪那段时期更为相似。且“封建”一词，源於《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封建的本义，就是指封邦建国。
而春秋时期，虽说周王室已然式微，但在社会结构体系上并没有本质变化，仍是那种封建体系。如晋国有六卿之臣，楚有若敖氏、蒍氏、屈氏等，鲁有三桓、臧氏、展氏等，齐有高、国、崔、庆、鲍、田等等。各诸侯的国政，都由各国的世族卿大夫分掌，而很多诸侯国君都如同傀儡。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却发生了变化。各诸侯纷纷实行变革，魏有李悝，齐有邹忌，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秦有商鞅，赵有肥义，燕有乐毅。虽变革的措施不尽相同，但其变革的核心就是：加强君权、削弱世族卿大夫的权力。故而，在战国时期，虽也有分封采邑制度，但已经不占据主流。而渐渐实行了郡制、县制(县制始於楚，郡制在秦盛行)，即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
故而，君权才得以渐渐加强，而世族卿大夫的实力却渐渐削弱。这也是为何鲁国三桓，在春秋时期权势熏天，而到战国时期，却渐渐没有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所在。不但大国在集权，小国也同样在集权。可以说，至战国中后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都已基本解体，这也是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突然变大的根本原因所在。再至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在天下范围内确立了集权帝制的形式。简单地说，春秋时期，仍为封建制度。而到了战国时期，已悄然成为了君主集权制。正是这内在的变化，而导致了社会的更加动荡，从而凸显出了时代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