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是清代历史上著名的大臣，与其父刘统勋被誉为“父子宰相”。他在民间的人气更高，素有“宰相刘罗锅”的称谓。然而正史上的刘墉，却与人们想象中有很大的差距。
放眼乾隆一朝，刘墉始终处于第二梯队，与同时期的阿桂、和珅、于敏中等差距甚大，甚至比王杰、董诰也稍逊一筹。
从任职的角度来看，刘墉至死也没有跨进军机处的大门，就连内阁大学士一职也是在乾隆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才授予他的。
那么刘墉作为根正苗红的官二代，且自身能力也不差的前提下，为何始终得不到乾隆的信任呢?
刘墉的仕途充满坎坷
刘墉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条件较一般的读书人优越很多。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几次乡试都未能中举。
乾隆十六年，31岁的刘墉因父亲刘统勋的关系，才获得了一个恩荫举人的身份，次年他参加会试考中二甲二名进士。
或可认定，刘墉若是出生在一般的家庭，那么他能否考中举人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考中进士后，刘墉顺利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散馆后按惯例授予翰林院编修，三年后他获得乾隆的赏识，被提拔为从五品的侍讲。
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不出几年刘墉的仕途必然会更进一步。但人算不如天算，乾隆二十年九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刘统勋，鉴于前线战事直言退守哈密被乾隆革职抄家。
身在京城的刘墉也被牵连，父子二人入狱。这次教训对刘墉来说是深刻的，让他时刻牢记“敏于世，纳于言”的圣训。自此，刘墉的锋芒被消磨一空。
乾隆对刘统勋还是信任的，不久后下旨宽免，并有意重用。同时从防微杜渐的角度出发，刘墉出狱后被放了外任，担任安徽学政。
自乾隆二十一年开始，直到乾隆四十六年，刘墉一直在地方为官，当过太原知府、冀宁道道员、陕西按察使、湖南巡抚等职。
这期间，刘墉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乾隆三十年，刘墉在太原知府任上时，巡抚和其衷令全省官员给知县段成功弥补亏空，结果此事被御史参劾。
乾隆得知这一情况后下旨严查，刘墉因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按律革职被判极刑。或许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乾隆才网开一面，将刘墉革职充军。
乾隆三十二年，刘墉被赦回在武英殿参与修书。两年后刘墉重新回到官场，被任命为江宁知府。
庆幸的是，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后来民间流传的关于刘墉破案的故事，大多来源于此。一部《刘公案》让刘墉的名气迅速走红大江南北。
刘墉此后的仕途，引来了一波小高潮，在经历了21年的宦海沉浮之后，终于位列三品。
就当刘墉大展宏图之时，刘统勋于乾隆三十八年去世，刘墉回籍守孝三年。再次出山时，以内阁学士之衔出任江苏学政。
乾隆四十二年，刘墉奉调回京任户部右侍郎，四十五年出任湖南巡抚，因功晋左都御史，此时的刘墉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当时担任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的阿桂只比他年长三岁，而比他小30岁的和珅也已经初露锋芒。
如履薄冰、无所事事的京官生涯
刘墉的后半生除了短暂担任直隶总督一职外，都在京城各部任职，当过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乾隆晚期朝政日衰，乾隆皇帝本人刚愎自用、挥霍无度，加上和珅擅权自专，刘墉又夹在阿桂、和珅中间，实在难有作为，他与挚友纪晓岚虚与委蛇两头讨好，日子过得十分不易。
以刘墉的资历，按说早该入阁拜相。但刘墉鉴于几次惨痛的教训，在京为官期间过于谨慎，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
不仅如此，刘墉还时不时地犯下一些小过错，比如他担任尚书房总师傅时，无端旷工，祭祀时又故意失仪。乾隆也是恨铁不成钢，几次训斥但也无可奈何。
有人说，这是刘墉的为官之道，他不断犯下一些小错误以求自保。但御史以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
究其根源还是君臣之间存在一种不信任感，早在刘墉担任江宁知府时，由于政绩突出获得大计卓异。
乾隆在引见的时候，批了一条很有内涵的评语“人聪明，可用”。何以乾隆只写下五个字的评语呢?这同刘墉20多年来时时以谨慎自律有直接关系，以至于乾隆竟然未找出他的弱点与不足。
皇帝不能发现臣子的弱点，这不是一个好信号。在乾隆看来，有弱点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尚未暴露出弱点的人。
刘墉在京为官的时候也是如此，乾隆向来对自己的驾驭能力很自诩，却不料终其一世也未能看出刘墉的破绽，这样的人，乾隆怎么敢重用，怎么敢把他放在军机处呢?
嘉庆二年大学士出缺，太上皇乾隆物色人选，发现只有刘墉一人能补缺。但在上谕中又不忘羞辱刘墉一番，谕曰：
“大学士缺出已有数月之久，现在各尚书内，刘墉资格较深，著补授大学士。但他向来不肯实心办事，行走颇懒，兹固无人可选，令他擢升此任。朕即加恩，务当知过，倍加感激，勿自满足，勉除积习，以副恩眷。”
在外人看来，这道上谕表明了乾隆对刘墉的不认可。但乾隆和刘墉心里都明白，这是他们君臣之间的无奈，或许到死这个疙瘩也解不开。
客观地说，刘墉只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官僚，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出淤泥而不染做一个合格的官员已经十分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