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亡国之君”崇祯帝一辈子的各类败笔里，“拒绝南迁”这事儿，公认“作死程度”极大的一桩。
尤其讽刺的是，北京城城破，崇祯帝悲情上吊时。那位以慷慨激昂辞藻，促成崇祯帝断掉南迁念头的“大明清流”光时亨，立刻颠颠跑到李自成处卖身投靠，摇身成了“大顺朝官员”。就这么个外香骨头臭的货，竟就忽悠得崇祯帝“君王死社稷”了——晚明官员品质之伪善卑劣，崇祯帝识人之昏聩，让多少后人瞠目结舌。
而“拒绝南迁”“君王死社稷”的严重后果，也恰如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的一声叹息：“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那么问题来了，倘若崇祯帝当时“选择南迁”，历史，到底会有怎样的不同?
首先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是，如果崇祯帝真的“南迁”，“继续坐皇位”还是没问题的。自从大明定都北京起，南京就成了北京城的“备用系统”，从六部到驻军一应俱全，一旦北方有事，南京“换个招牌”就能开张。崇祯帝的身份摆在这儿，只要来了南京，别人就没得争。
更重要的是，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大明朝堂讨论“南迁”问题时，朝臣里的“南迁派”们不但大声疾呼，更拿出了靠谱南迁方案：天津巡抚冯元飏经过四个月筹备，早已备好了二百艘船和五千步骑护军，只要崇祯点个头，大家就从通州火速集结，然后护卫着崇祯经海路来南京。可这么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崇祯竟是反复纠结，到了三月初七还没下决心。接下来就是通州沦陷，北京城被围，想走也走不掉了……
以这个意义说，崇祯确实是亲手断送了“续命”的机会。
那么，倘若崇祯南迁后坐上皇位，这“半壁江山”的大明朝，前途又将如何呢?这事儿，就取决于斗志旺盛的崇祯帝，能否解决好晚明王朝三个要命的问题，确切说，是他上吊前亲手挖的三个大坑。首先一条，就是文官集团的“低能化”。
晚明吏治的一大毛病，就是越发荒唐的“党争”。比如真实历史上，当“崇祯上吊”的消息传到南方时，南方那些“文官集团精英”们，第一反应却是“找个理由继续争”。南京的“阉党”与“复社”，各自都招募了打手，打着给崇祯“戴孝”的名义人人穿白衣持白棒，街上看到了就大打出手，闹得乌烟瘴气。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文官们更是拉帮结派，还拉着武将做外援，结果等清军都打上门了，他们自己还正打得热闹……
但比这类活剧更要命的，就是明代文官能力的“低能化”。比如崇祯帝在位时，在他昏聩的用人方略下，最后“留守”在朝堂上的，尽是陈演魏藻德之类的坑货。北京沦陷的原因，也正如史可法一句名言：“文官爱钱武官怕死”。那么南方各位“高官”的情况呢?那也好不了多少。
比如当南明王朝建立，清军铁蹄已席卷北方时。南明王朝的这些高官们，这些不久前还怒斥“明清议和”，一副“宁为玉碎”气概的“精英”们，却是纷纷把脸一变，热情表示要和清军“议和”。别管“阉党”“复社”，或是马士英史可法，大家政见不同，这事儿却是一拍即合，甚至还提出荒唐条件：南明每年给大清十万两白银的“岁币”，嘉奖“放清兵”的吴三桂，割让关外之地，“和平诚意”十足。
就连矢志忠心报国的史可法，都在给清王朝的书信里苦苦哀求：“从此两国(南明与清)世通盟好，传之无穷”。当然，史可法的本意绝非卖国，而是他坚持的“借夷平贼”战略——先借清军的兵马，灭了李自成再说。
可问题是，此时李自成已是兵败如山倒，清王朝早已长驱直入，一群大明“精英”看不清形势，却沉浸在这般不切实际的幻梦里。这半壁江山的大明朝，又怎有救?
而且就算这帮眼光昏聩的“精英”，都算是其中的好人。更多的南明“精英”们，都忙着在“新朝廷”卖官鬻爵，以至于“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明明国难临头，江南却是奢靡之风大起，一片歌舞升平。最后南京沦陷时，这群“精英”跑的跑降的降，唯有一个乞丐在百川桥上自尽，死前留下一首讽刺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大明养士，就养了一帮这类玩意。
就算崇祯南迁，他麾下能用的，也基本就是这类“非昏即贪”的玩意。这难题，他能破。
而比起这些“低能化”的文官来，崇祯面临的另一个大坑，却是武将的“流氓化”。
其实，南明弘光年间，当清军准备大举南下时，主持南明政务的权臣马士英，还是蜜汁自信：有四镇在，何虑焉——南明有江北四镇在内的大批军队，账面数量高达百万，还怕打?但事实是，这“百万大军”，说是“百万流氓”，那都是客气话。
明末战乱频发，武将们的地位却水涨船高。特别是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里，由于他猜忌心过重，“驭人之术”又过度精明，越是有文韬武略的英才，越是往死里整。比如曹文诏、卢象升、孙传庭、曹变蛟等沙场英雄，不是被猪队友坑死，就是被崇祯坑死。经过这一番逆淘汰，“幸存”下来的武将，都是些跋扈将军。
典型如左良玉，这位明末农民战争里打出来的武将，别看常被李自成张献忠花样吊打，可人家越打败仗兵越多，什么地痞流氓都往麾下招。越是关键时刻越掉链子，要军饷物资时狮子大开口。一旦没钱了，就大咧咧烧杀抢掠。比如他坐镇武昌时，就沿江大肆烧杀，“所掠妇女两三万”。崇祯对孙传庭卢象升们各种恶治，对这种“流氓军团”却是没了脾气，反而好言好语哄着，各种钱粮“喂着”，一直到上吊，都没拿他怎么着。
到了南明年间，包括江北四镇的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等人，也都是有样学样。手里捏着私人军队不撒手，狮子大开口给朝廷谈条件，真打起仗来，除了少数几位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则躲。后来清军南下时，这帮“内斗有精神”的流氓军队，都是一触即溃，分分钟当了带路党。成了晚明“烂透了”的又一见证。
所以，就算崇祯南迁，他手里能用的兵，主要也是这些“流氓军团”。他能否将其“驾驭”好?这事儿，说到底也是难。这么多“左良玉”，可不就是他自己“刺激”出来的?
而最重要的一个坑，就是明王朝人心的丧乱。
说起晚明的乱世，后人常叹息北方动乱，江南在大家心目里，还是一片欣欣向荣的乐土。但事实是，富庶的江南，当时同样是火药桶。晚明多年以来吏治腐败，江南大地土地兼并加剧，动辄都是“地三十万亩”，每年仅田租就数百万两。一个个“华堂高楼，极为崇丽”，甚至“收健壮为奴，喜斗杀”。早就拉足了仇恨。
所以，就是在崇祯上吊后，江南的嘉定、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就相继爆发了民变，甚至还有“奴变”。南明弘光政权治下的江南大地，是个上层纸醉金迷，各地动乱不断，争斗不停的怪胎政权。崇祯南下后执掌的，也就是这么一个“怪胎”。他可有力挽狂澜的能力?
说实话，他若是真有这能力，这大明，也不会到了南迁的地步。更何况，一个连“南迁”的决心都下不了的帝王，本身，就是明王朝溃烂的“催化剂”。这个“历史假设”的背后，就是这么多的叹息回味在其中。
参考资料：樊树志《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商传《走进晚明》、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