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要说到重视人才，很多人难免要想到鲁国。那个时代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国力强弱的判断标准。鲁国是周天子的嫡亲之国，又是礼仪之邦，是最为推崇周礼的国家。鲁国人推崇文化，孔子、墨子这样的先贤都出生在鲁国，鲁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丰厚土壤，在后来鲁国都城被攻破的时候，大军在城外城中学子依然能安然无恙读书诵经，这样的文化环境就让鲁国不同于任何一个诸侯国。但是，鲁国是最重视人才的国家吗?其实不是。
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鲁国，只是姬周时代以来的鲁国，之前的鲁国已是不存在了，这里的根本就在于当年鲁国的始封君伯禽。这位国君来到鲁国的时候推行的是“变其俗”，就是把姬周的传统习俗强行灌输给生活在鲁国旧地的东夷族群。鲁国最终是最具姬周特色的封国，即便到春秋晚期列国要学周礼也是以鲁国为圣殿级别，那么可见鲁国推行姬周风俗是相当彻底的。从另外的角度看，鲁国发展是开天辟地的，是没有传承的，所有风俗制度体系都是崭新的，鲁国旧地的东夷风俗已是销声匿迹。
鲁国是纯正意义上的礼仪之邦，吴国王室派人到鲁国学习中原礼俗，也都认为大受震撼。很长一段时间内鲁国人都有某种制度优越感，尊崇孔子等先贤之学，很多贵族都到孔子、墨子门下求学。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则是，这些先贤们所推崇的是复古旧礼，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学的东西都是老派而原始的周礼，繁文缛节尤其之多，运用于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太实用。王室贵族们虽对此极为向往，可具体操作层面他们更多还是以名利为重，孔子本人也对政敌少正卯诛之而后快，更别说满腹阴谋的三桓子弟。
鲁国自伯禽始，推行的就是亲者亲、仇者恨，对于非我族群，认为都是其心必异，鲁国人绝难真心坚持人才为本，更多的还是站在自私的层面，保护着自我族群的利益。鲁国人对人才的态度充满矛盾，就是孔子、墨子们尚贤，对那些非本派的子弟、非本派的观点的，也是完全反对的。东夷族群的人才即便是人才，也是反派，也要被屠杀;少正卯就是有才，因为抢了孔子的徒弟，孔子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三桓重视人才阳虎，一旦产生政治冲突，三桓也要联合起来共诛之。
那么，如果鲁国不是最重视人才的诸侯国?是哪个国家最重视呢?燕国有个燕昭王筑黄金台，以邀请天下人才入驻燕国，这当然也是重视人才，但燕昭王是有所图谋。燕国受齐国压迫数年，燕昭王求取人才是要振兴燕国，要向齐国人复仇。魏国有西河学派，魏文侯固然是一代雄主，不过魏国刚刚经历三分晋国，虽是继承了优质政治和军事资源，可是立国未久，魏国面临韩赵和秦国夹击，魏文侯招引人才建立西河学派，则更是对国家发展的未雨绸缪。其后之秦国，则更是如此目的。
史书中有：“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齐国这个国家有山海环抱，多盐碱之地，生活着东夷族民，这里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所谓蛮荒之地。姜太公在此立国，推崇士农工商贾五民，布帛和鱼盐之业成了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因此齐国人对各类人才都有着极大的宽容度，这种态度跟重农抑商的其他诸侯国不同，齐国对于文化更容易兼收并蓄，到后来齐国人也才能产生出稷下学宫这样的教育机构，诸子百家在齐国皆有其生存空间。
《管子》里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正是在管仲任职期间，齐国推行“三选之法”，就是乡选、臣选及君选，实行的是逐级推荐，就是要让那些贤人上位。齐国以桓公之政为标杆，大多有尚贤之策，如齐宣王时代就有“士贵，王不贵”的说法，可见齐国人对人才的态度。而由于姜太公在齐国推行“顺其俗”，也就很好的在齐国保存了东夷之文化，很多东夷人才也在齐国有了生存之道，齐国也即成为保存东夷文化较多的诸侯国，就连孔子也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孔子遭鲁国驱逐，则有了周游列国;孟尝君想良禽择木而栖，千里迢迢跑到秦国，结果还被一路追杀;商鞅、李斯虽在秦国建功立业，最终还是身遭惨死;吴起在楚国遭到迫害，就更别说伍子胥、申公巫臣流浪异国他乡，范蠡远离朝堂，南方诸国对人才的重视更是不够，史书中还有楚才晋用的说法。稷下学宫所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才，不止在齐国发光发热，稷下学宫的孟子最后归了鲁国，邹衍去了燕国，慎子、荀子去了楚国，申不害去了韩国，公孙龙则是去了赵国，稷下学宫可谓战国之黄埔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