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接曹奂禅让登基为帝建立了一个存在仅五十三年的西晋王朝，而这次禅让距离曹丕代汉仅过去四十五年。禅让成为的帝王的血咒，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民族至暗时刻经历了足足十六次禅让。
禅让，从中枢改朝换代，相比刘邦、朱元璋这样的辛苦打拼要容易太多，但也意味着新王朝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通过禅让，新王朝也被迫继承了前朝的积弊，而曹魏代汉到西晋代魏，短短几十年的两次禅让决定了西晋继承了东汉、曹魏两朝的积弊，这才是西晋国祚短暂的真正原因，而这个积弊就是高门士族。
开国即有亡国相
中国封建王朝历代开国皇帝基本都是励精图治的英武之君，而唯独晋武帝司马炎是个例外，从开国之日起，司马炎就开始了卖官卖爵，只要有钱死囚亦可破财消灾。
司马炎曾问国子监祭酒刘毅：“你认为汉朝哪个皇帝能与我比?”司马炎满心期待的等待刘毅回答汉高祖、汉文帝亦或汉景帝，结果刘毅的答案是：“汉恒帝、汉灵帝二者卖官入国库，而陛下卖官入私库”。这无疑是辱司马炎为亡国君，司马炎只能自嘲道：“桓、灵二帝可无人敢如此说话，你敢这么说，足见我比他们强”。
其实卖官卖爵的司马炎也有他的无奈，东汉亡于士族，曹操虽毕生都在防备士族，但曹丕为让士族支持其代汉放开了管控，而河东世家司马氏代魏又为了获取士族支持给予了他们更大的空间和权利。这导致西晋立国皇帝就基本丧失了人事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既然任官的都是士族，选官皇帝说了也不算数，那司马炎索性以卖官来彰显人事选拔中的皇权。
反正中原士族也足够有钱，他们多有钱呢?
西晋著名典故“石崇斗富”中的石崇官不过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依靠祖产，而是在自己的地盘(荆州)靠私自设卡收税就积累下恐怖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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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更高等的士族财富可想而知，这造就了西晋社会风气的浮华与黑暗，为官必贪，官官相护，斗升小民生活暗无天日，永无出头之日。
士族的叛徒
司马氏在篡位前就是顶级士族，本与天下士族休戚相关，但是掌握皇权后，司马氏立刻背叛了士族，身为士族，他们非常清楚士族对皇权的侵害，因此司马氏决然地走上了反士族的第一线，司马炎率先出招——占田制。
曹操起兵于中原，这里是当年黄巾军、袁术乱军霍乱最严重的的地区，因此曹操反而在这里进行了最彻底的革命，将无主之地收归中央实施屯田制，而屯田帮助曹操在财政上奠定了称雄天下的基础，同时屯田的土地、人口与资源产出成为曹氏对抗世家的核心资源。
但曹操后来的继任者在对士族的一步步让步中，屯田制彻底崩溃了，田地被士族侵占，屯田客沦为士族部曲。自此士族拥有了人事权和大量的土地财富，并以此聚集了大量私人部曲。
司马炎对士族的宣战就从土地开始，占田制其实很简单：为天下士族划定了占田的大小，如一品大臣只能占用五十顷土地，多余的土地按规定在很长的时间里逐步的交还给中央;同时规定士族的私人部曲脱离士族可获得政府给予的七十亩土地，作为代价分田的农民必须为国家承担兵役。
这是针对士族的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剥夺士族过多的土地，另一方面剥离士族的部曲，为国家增加兵源。而为了推行占田制，司马炎大封司马氏为王，掌地方军政大权来保障变法。
在占田制之下，西晋官方登记的人口从太康元年的二百四十万户恢复到了太康三年的三百七十七万户，复苏的小民给社会带来了活力，司马炎执政初期甚至史称“太康之治”。
士族的反击
占田制让天下士族陷入了慢性死亡之中，司马炎毕竟开国皇帝，改革手段也温和，士族没借口展开与皇权的暴力对抗，但士族的反击也足够凌厉。
士族和皇权的矛盾在帝国继承人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爆发，士族以嫡长子的合法性为由一手主导了“白痴皇帝”司马衷成为太子，并给太子安排了来自平阳士族的贾氏，而这位贾氏的父亲贾充就是手刃说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魏主曹髦。
司马炎又何尝不知道司马衷的情况，但是上天给他的时间太短了，马上皇帝刘邦尚且尚且用了四代皇帝八十多年之功才削除诸侯王，而司马炎只有十年推广占田制。
当然司马炎也留下了自己的后手，他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之上，此子生性聪颖且为宫女所生，与士族没半点关系。但司马炎没有想过，自己尚无法决定继承人，那么他的白痴儿子难道又能决定了?
为了保障司马衷继承的江山与占田制的推广，司马炎临死之时留下遗诏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为辅政大臣，但遗憾的是司马炎临终前被士族隔离，遗诏被他的皇后杨氏篡改，改为其父杨俊辅政。
一代开国皇帝，却被士族玩弄于鼓掌之间，这冥冥中注定了西晋的失败。
黑暗的开端
司马炎死后，士族不仅掌握了土地与财富，还掌握了晋惠帝司马衷。天下已经没什么人可以制约士族的继续扩张了，掠夺从此也失去了底线;占田制马上被废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先后被杀，而司马炎相中的未来继承人司马遹也死于贾后之手。
社会顿时黑暗到了极致，《晋书》中记载这个时代：“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忠贤路绝，天下谓之互市”，没有史书常见的春秋笔法，用了如此血淋淋的文字来阐述这个黑暗的世界。
这也造成了两晋文学作品中透露着浓厚的避世之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其中佼佼者。
当天下利益已被瓜分完毕后，最终的两个庞然大物皇族和士族即将展开最终的较量了，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率先举起大旗，掀起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血与火的战争中，本就薄弱的“太康之治”的家底须臾灰飞烟灭，百年前被董卓付之一炬的洛阳再次成为一片焦土，更可怕的是两个中原最强者之间的火拼，两败俱伤，中原再无力量抵挡异族入侵。
南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民族纷纷涌入中原，在此后短短一百三十年内建立了多大十六个国家，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皇族、士族、平民在此刻真正人人平等，在异族屠刀下苦苦乞活，河洛一代尽成废墟，洛阳废墟中常有豺狼出没……
而残余的皇族与士族奔逃到了长江以南组建了割据小朝廷，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丢失大片疆土后的小朝廷往往一阕不振，比如此前的战国楚，此后的南宋，但神奇的是这个江南小朝廷东晋相比西晋却更有一番新气象。
这来源于东晋皇族对寒门武士的提拔与士族间的内讧(江南士族与北方流亡士族)，只是无论司马氏怎么做，其得位不正的隐患始终存在，朝廷文武对司马氏当年所为有意效仿，哪怕提拔起来的寒门，其目标也是成为新的士族，因而两晋皇权始终不盛，而当皇权的极致衰弱之时也就是东晋灭亡之日。
两晋司马氏看到了士族对统治的危害，但是他们自己就是士族出身，立国也采用了禅让的捷径，这种捷径造成了两晋烂到骨子里的矛盾，面对这一切，两晋皇族有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