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受到嫪毐之乱的影响，吕不韦被秦王嬴政免去了相邦职务。并将吕不韦遣出京城，要求其前往河南的封地。
此时的吕不韦自知自己已经难以再受重用，故而也急流勇退，一心一意待在自己的封地中，以免遭横祸。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曾经的大秦相国，又是一代名相。其他的诸侯国纷纷想与其交好，更想将其邀请到自己的国家担任相国职位。
于是，从各国首都到河南吕不韦的封地，各诸侯国的使者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前来问候吕不韦。
这样强大的人脉，令秦王嬴政“恐其为变”，于是嬴政提笔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有短短三十几个字体。
嬴政在信中写道：“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聪明的吕不韦自然明白了嬴政这封信后的潜台词，这是以自己的家人性命来威胁自己自杀而已，虽然自己已经被罢相了，但是自己不死嬴政是不会放心的。
于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让嬴政彻底的放心，吕不韦只得饮鸩自尽。
此时的吕不韦已经是退休在家了，并无任何权势，已经对秦王构不成威胁了，而且吕不韦对各诸侯的邀请也都一一拒绝。
可是为何嬴政就是对吕不韦不放心，一定要要让他死？
其实，从本质上讲，嬴政之所以一定要杀了吕不韦，并非因为私仇，而是为了统一整个秦国的思想，抹除吕不韦影响。
因为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根本矛盾冲突，是分别以杂家、法家两家思想为主要基础的政治主张上的冲突。
吕不韦是崇儒的，他的《吕氏春秋》虽然被定为“杂家”，但其中的多数政治主张还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同时还结合了道家的“无为”思想。
这本书的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家言。《吕氏春秋》中所涉及的大量治国思路，与商鞅以来的秦国政治主张相左，更是与嬴政的思想主张相反。
商鞅
因为，嬴政是法家的忠实信徒，他的治国思想和主张都是贴合法家的。所以吕不韦主张“公天下”；而秦始皇则主张中央集权。
《吕氏春秋·贵公》中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主要是继承发展了儒墨两家学说中“天下为公”的思想。
吕不韦将这一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中去，便提出了“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霸”（《吕氏春秋·去私》）。
这实际上就是反对君主独裁，要求实行分封制。这种主张自然深得臣子们的心意，但却严重侵害了君主的权力。
而法家的韩非提出了“事在四方，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主张，更受嬴政的喜爱。
后来，秦王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制和郡县制等政治制度。
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吕不韦主张“德治”，而秦始皇则主张“法治”。
吕不韦高扬“德治”传统，主张借用儒家的“德政”“仁政”手段实现天下一统。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德政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方面是就秦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说，秦国历来就较为排斥儒说。相反，法家思想却与秦国渊源甚深。商君变法的成功更加坚定了秦人拥护法家思想的信心。
另一方面就时代背景来说，吕不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侯割据、弱肉强食的时代，要想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必须依靠强大的武力，“德”与“礼”都变成了一句空话。
虽然，对外上德治不起重要，但是在对内上，德治却受到臣子和民众的欢迎。再加上吕不韦当国总共 13 年之久。
而在这 13 年中，，吕不韦成了秦国真正的掌舵人，从经济建设到外交、战争，都是吕不韦一手操盘。吕不韦的思想已经融入大秦国的方方面面。
这对于想要独揽大权，推行法家政治思想主张嬴政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其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必须要对吕不韦进行清算。
对于这一点，吕不韦也早已认识到，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其实反映了他本人对于嬴政的顾虑，他试图以理论建树来影响、甚至捆绑嬴政。
《吕氏春秋》成书当年是嬴政即位 8 年，次年嬴政就要举行“冠礼”，随后亲政。这样的时机选择，不会是巧合。
吕不韦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以自己的理论约束即将亲政的嬴政。但是很显然，吕不韦的努力失败了。
更重要的是《吕氏春秋》中尤其提倡对君王的权力进行极大的限制，主张“以无为为纲纪”，国君要“处虚”，“无智，无能，无为”，不必过问具体的政务，只须用力选拔人才和考察人才。
这对于经历过权臣执政，迫切想要独揽大权的嬴政来说，简直是罪无可恕，他可不想有人成为第二个吕不韦。
本来，因为吕不韦的功劳，嬴政已经将杀心放下。但是吕不韦“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的影响力，不能不令秦王惊心与警觉。
为了保险起见，嬴政只能从肉体上彻底抹除吕不韦，将他的主张和思想彻底抹除。
因此，吕不韦的下场就注定了，始终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吕不韦一生鞠躬尽瘁、功绩累累，却最终无法改变饮鸩而死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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