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芳不仅在政治.上妄作非为，在生活上也是荒诞不经，甚至是衣冠禽兽。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广西田州土司岑浚被治罪处死后，其妾成为叛逆家属当没官。焦芳得知此妾美而艳，便行贴把她弄到手，安置专房寻欢。其后，她与焦黄中暗地私通。焦芳知道后，父子俩为这女人而“争斗于室”，演出了一场争风吃醋的丑剧。据推断，焦芳这时已届花甲之年了。可见其腐朽糜烂之极。
焦芳甘当刘瑾的走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刮取更多的财富，以供享乐。刘瑾得势，前后不过五年，却通过索贿等手段攫取了巨额财富。焦芳更是从中渔利。“四方赂瑾者，先赂芳”。另据《玉堂丛语》载:“四方赂瑾者，首具三分之一赂芳。”然后才由焦芳转给刘瑛。可以想见，焦芳所攫取的财富也是不少的。此外，他也直接索贿。如前所述，他们父子俩受了别人贿赂，为他们要官索职，连张探也给惹烦了。焦芳得势数年、居然成了一个大暴发户，“居弟宏丽，制作劳数郡”，积财如山。后来赵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焚烧其房屋，从他家的地窖和墙壁中“皆得藏金”。
贪婪的私欲促使焦芳甘当刘瑾的犬马，同时也导致他争权失宠，声名狼藉。他投靠了刘瑾，其后又被刘瑾一脚踢开，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阉党内部分赃抢食引起的。如上所述，焦芳借刘瑾之名，受了不少贿路。张探对他受贿赂，引荐私人，非常恼火。段灵原是焦芳的人，后来看到张盛焦衰，便转而投靠了张探，与张释一起向刘瑾揭了焦芳的隐私，“瑾见芳大通贿赂，始悟其好，日:误我者，斯人也“亦心恶之”。于是经常找他的岔子。焦芳和岑浚丽妾寻欢作乐，却和自己老婆反了脸，“欲持刀杀之。”对此刘瑾曾“对诸司斥其过。”焦芳为其子廷试未得一甲而常大骂主考官李东阳，连刘瑾听了也不以为然地说:“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正德五年四月，宁夏安化王真潘的叛乱被平息，朝廷派使者安抚。焦芳乘机沽名钓誉，准备让其子焦黄中出使。刘瑾便在众人面前申斥焦芳，“并怒礼部官不当承顺芳意”，使焦芳窘困万状。他已看出情不妙，知道“不可复留”，遂于正德五年五月“疏乞归老”。这也算是自作自受吧。
刘瑾专权乱政，恶贯满盈。在内部的激烈倾轧中，最终失败，于正德五年八月被诛。他的一帮党羽也自然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在这之前三个月，被刘瑾申斥而“乞归”的焦芳，只被职为民，却保住了性命。对此，天人共怒，愤而讨之。浙江道监察御史舒晨等向朝廷劫奏说:“芳、宇已闲住致仕，然罪恶深重，必重治乃快人心。”南京十三道御史张球等也劫奏:“焦芳、刘宇首为阿附，同恶相济，其罪尤著，乞将芳、宇仍加重罪追夺封浩”。甚至连刘瑾的侄子刘二汉在被杀前，还愤愤不平地说:“吾死固当，弟吾家所为，皆焦芳与张探耳。今舞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
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阉党奸按更是恨之入骨。焦芳致仕归家的第三年，即正德七年二月，农民起义军攻破泌阳后，抄了焦芳的家，挖其祖坟。因没抓住焦芳父子，便把他的衣冠挂在树上，起义军领袖赵键拔剑斩“首”，说:“吾为天子诛此贼”。还叹道:“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恨!”
焦芳虽被天下唾弃，但这种利令智昏的奸R小人，总是贼心不死的。在焦芳致仕后，其子焦黄中仍任侍读学士。刘瑾伏诛后，朝臣交幼，“削其官、黔黄中为民”。但没过几年，焦芳又企图死灰复燃。他重演故伎，派儿子以金宝贿赂权贵，“上章求浦雪复官”。然而，时移世易，此时已非刘瑾、焦芳的天下了。吏部不仅驳回疏章，而且奏请“械系黄中法司，以彰天讨”。焦黄中吓得“狼狈遁走”。
焦芳这个一生作恶多端的奸按，侥幸地免于与刘瑾等同罪当诛的下场，于正德十二年竞得“良死”。但不管焦芳是如何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的，他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已给自己作出了结论:他是一个不齿后世的奸按小人。《明史》把他置于《阉党列传》之首，绝不是偶然的。
焦芳是我国封建专制时代的畸形儿。但是，由于那个特定社会的内在基因，焦芳却不是唯一例子。如果他是一面镜子的话，那么，既可以反照那个时代，也可以折射于后世，我们从中不是可以得到很多令人深省的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