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理解，打个比方：
一个企业里，业务骨干团队基本是打工仔;对于这些人，老板即使看着再不顺眼，也不敢跟他们撕破脸;
但在另一种企业，老板和自己的亲戚、兄弟把控着绝大部分业务，对于那些打工仔自然不需要多么客气，基本上是颐指气使，一副爱干干、不干拉倒的嘴脸。而且就算老板态度恶劣，这些职业打工人为了饭碗还得逆来顺受、没啥脾气。
明代、清代分别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官体系的扭曲与崩溃。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始于汉武帝。西汉初期的政坛，本质是以功臣、宗室、军人为主体，虽有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察举制，但并不成体系。直到汉武帝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建立了系统的教育制度，并将其与朝廷选官(征辟、察举)相结合，创建了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文官制度。
这一体系随之被后世的历朝历代视为“成法”。无论任何朝代，就算它打天下时的手段再暴力，到了治天下时必定会转而寻求建立文官体系。即使是我们印象中最混乱残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同样如此，无论刘渊、石勒、苻坚、姚苌、慕容俊......他们虽然以暴力立国，但形势稳定后基本都会广建学校、礼遇儒生、仿效中原制度。
一直到宋代，但凡稳定时期的王朝都会高度依赖士大夫集团的力量。帝王与官僚集团之间，基本上是合作但制衡的关系。
他们有传统君臣礼法的的约束，虽然等级分明，但除非遇上昏君、暴君，双方都会保持基本的礼仪，帝王称呼臣子，要么称“卿”、对方的字，要么以职务替代，极少有直呼其名的。
但为了维护皇权，帝王也会对官僚集团进行制约，除了以法律手段进行管束、惩治外，还会借助其他群体来进行制衡，两汉的外戚、宦官，初唐的关陇贵族集团、后期的宦官，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姑且不管这些手段是否科学)
宋代时期是古代文官政治的巅峰，随后的元代则迎来了低谷。
元代的政体更像先秦时期的贵族封建制，它的核心统治群体是蒙古贵族军人，紧随其后具备较高社会地位的依次是僧侣、商人、工匠;过去上千年中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士大夫，仿佛突然沦为了边缘人。在初期，元代帝王把读书人视同精通一门学问的工匠;后期虽复设科举制，但基本是有名无实，科举结果并没有延伸到政治中去。
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后果：推翻元代、建立新帝国的，是一群发动起义的农民;而在过去，实现王朝更迭则几乎都是具备士大夫身份的地主阶级。
所以，明代初年有点类似于当初的西汉初期，平民阶级掌权后，面对着如何治理国家的难题。但明代的优势也很明显：有着过去千年历史经验的指导，不需要西汉那样摸着石头过河。
但明代却走向了歧途。
首先，西汉初年成为国家治理中坚的功臣集团，在明代时几乎被屠杀殆尽。
随后，明代君主像过去历代那样，依靠士大夫集团的力量来治国。他们重视儒生，在府、州、县、卫各层级都建立了学校，规模之大、人数之众，远超唐宋;科举出身的官员地位崇高，占据了各级官僚机构，还专门在中央设立翰林院培养高级人才;明代鼓励人们上书言事，朝廷谏官的威力远超过去历朝历代。
通过朱元璋、朱棣两朝，明代已经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文官政权，知识分子通过完备的体系输送到各级权力机构，并且具备表达自己意见的合法权利，这就是明初兴盛的机制性优势所在。
然而，明代君主却走向了一个矛盾局面：离不开士大夫，却又对他们极端防备、苛责。
朱元璋为了削弱臣权，开创历史先河、废除宰相。自从秦朝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士大夫首脑，至此被废，封建统治进入了君主独裁时代;
同时，“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鉴于自己是农民出身，严刑峻法大多用到了帝国的官员身上。历代明代皇帝先后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于在正规执法机构之上，又设立了专门为自己服务的执法队伍，专门逮捕、审问官员，动不动酷刑加身、乃至杀害。
更加严重的是，在明代时，大臣被当朝“廷杖”成了常态。叶伯巨称：“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大才子解缙也说：“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
过去在王朝体系中备受尊重的读书人，如今竟被当朝打屁股、被私刑虐待，而且他们还是帝国的治理主体。久而久之，离心力逐渐滋生，虽然总有部分心怀天下、直言抗争的硬汉，但结党营私、谋求私利渐成风气，人心的崩溃直接加速了明代的坠落。
随后的清代则是另一幅情形。
清代沿用明代旧制，不设宰相，以便加强君主独裁。其下的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等实权岗位，大多由满蒙贵族、宗室担任。(直至清代灭亡，担任大将军的汉人仅有岳钟琪)
其他官员设置，则延续了元代的做法，有满、汉之别，绝大部分时期，满、蒙臣都掌握了实权。
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则达到了古代历朝历代之最。明代皇帝虽然对大臣动辄打板子，但在平日里好歹也会称“卿”，处理政务时也可以坐而论道;每逢大的活动，顶多四拜、五拜。
而清代时期，皇帝直接叫大臣为“尔”，臣子汇报工作时必须下跪，并且还首创了三跪九叩的隆重礼节。满、蒙大员上奏，自称“奴才”，想必是以此示范如何向皇帝忠顺。
至于肉体与精神惩罚方面，清代与明代相比，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顺治帝在位期间，出于夺取天下、稳固统治的目的，曾经重用儒生、开科取士。
随着入关后大局已定，清代统治者开始对士大夫进行残酷打压，文字狱盛行，大兴科场案、江南奏销案导致上万人被牵涉其中。其中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打击、驯服儒生，也是考虑到明代晚期士大夫弄权乱政、加速了政权败落，因此刻意收拾这波人，以取悦那些曾经被受其害的老百姓。
康熙后期以及雍正在位期间，借由文字狱对士大夫大兴屠戮已成常态，乾隆年间仍无好转，“一把心肠论浊清”这种诗句都能成为大逆之罪。直至晚清前，在这种持续的精神与肉体双重高压政策下，传统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再也没了对抗皇权的精气神;想撂挑子不干?后面大把人排队。但随之而来的，也是统治集团的整体堕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到来，天朝上国的幻想破灭，百年浩劫由此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