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是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其长子和二子均在隆庆元年逝世，三字的朱翊钧自然成为太子的不二人选。穆宗对其寄予了厚望，赐名翊钧更希望他能成为国之重器，驾驭天下。可惜隆庆帝还未继续整治社稷就英年早逝了，还未把朱翊钧培养成材便撒手人寰，把大明江山留给一个未开化的10岁皇帝。
朱翊钧登基后，此时内阁分两派在竞争着，一是以原内阁首辅高拱为首的一派，二是以次辅张居正为主的革新派，这两者难溶于水火中。此刻正处于深宫之中的万历皇帝能依赖的就是自已身边信任的太监——冯保，此人善于洞察人心，知书达礼深得两代皇帝的喜爱。内阁的斗争是两位文官，但在这场冲突之外的对立是冯保与高拱。
位居高位的高拱自持才气过人，位高权重，在处理朝政的事务上常常一意孤行，听不进他人的劝谏。如此行径过不了多久定会招人厌恶，得罪朝臣。冯保与高拱两者之间的戾气很重，均想对对方实行欲除之而后快的举措，在群臣的追责和太监冯保的谗言下再加上张居正在暗地里真正帮助的是冯保，且两者早有打算赶走这位独霸朝政的内阁首辅。独揽大权，不得善果
果不其然，高拱一走，张居正替代其成为新一任内阁首辅。不久后高仪得病身亡，原本内阁有三位托孤大臣，如此一来只剩张居正。张居正为官数十载，终爬上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可见其野心勃勃。之后十年，也就是张居正在位的最后十年，张居正独揽大权实行万历新政。
在经济和政治的整顿也确实是做出了一番作为，原本勤劳国事是好的，是正确无误的，但过于勤劳未必是件好事。但在权力方面，主次不明，把神宗放于对立面，这是轻君的表现，随之朱翊钧的成长，他慢慢认识到君主专制的重要性。而张居正虽有利于国家，但着实功高盖主，不利于君主揽获人心，对神宗而言，张居正似乎从未把自已放进心里，蔑视自已的权威。
张居正死后的第四天，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提拔的官吏，他的倒台预示着张居正在皇帝心中唯一的一丝好感也随之销毁殆尽。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已经去世的张居正，张居正被开棺鞭尸，生前所重用的一批官员均被革职查办。
三大征中的战争之景
两位首辅被整治可看出万历皇帝对皇权的重视，据说万历年幼的时候非常聪明伶俐，不论是识字还是临朝时都体现出这是以为早熟的皇帝。自皇帝亲政后，主持了万历三大征的军事行动，调兵遣将，守卫国土，早期发愤图强，能力可见一斑。国本之争，万历怠政
十年勤政，十年怠政，28年不上朝。此现象说得正是万历皇帝为君在位48年的为政之况。万历皇帝中期开始沉醉于酒色之中，身体逐渐虚弱，经常不上朝，对待朝政多敷衍了事。原本对三大征的军事活动稍感兴趣，多有处理批复，但战争一结束之后，明神宗对朝中之事愈加置之不理。
为何会出现怠政的现象呢?单单是因为沉溺于酒色吗?这当然不是。原来精忠治国的帝皇并非只是为了腾出更多时间去寻欢作乐，才开始懒政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本之争。何为国本之争呢?所谓的国本指的是皇太子，太子为国之根本。
当时有两大派别在拥护长子和福王争夺太子之位，如果依照大明朝册立皇太子的制度则由应该是现在的皇太子朱常洛，且朝中大臣大多提议立长子为皇太子。然而万历皇帝不喜爱那位宫女所生的长子，而是非常喜爱由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有意立此子为太子，但遭到朝中众多大臣和皇太后的反对。这与神宗心中所想不一，至此迟迟不肯下定决心立太子。
因立太子之事，前前后后争吵了15年，这件事令朝中超半数以上的大臣或是被贬或是被廷杖，均受到不一的惩罚。朝臣对此事的控制令明宗感到身心疲惫，认为自已虽未天子，但终究还是被群臣控制。自已心爱的贵妃也因立储之事终日闷闷不乐，渐渐的，神宗开始逐步对朝政失去兴趣，怠政由此而生。常年不朝，灭国之祸
因国本之事加上新内阁首辅对神宗的放纵，导致万历皇帝直接开启了近三十年的不理朝政。不仅不上朝，还不见朝臣，不出批复奏章，不祭祀庙宇与祖宗，整日沉沦于宫内的三千佳丽的寝宫里。
搜集多方资料得知万历皇帝常年不上朝之缘故，一是立太子之事逐步对朝政失去兴趣，二是常年与朝臣多有分歧，对大部分官吏心生厌恶之感，三是原本贪念权与色，但在政事处理非他一个可抉择，至此荒废政事，转而贪色，且多因腿脚不便的借口常不上朝。
万历皇帝自中期后就不上朝，但却无人谋朝篡位推翻其统治，是因为当时没有外戚的干政，也没有奸佞之臣把控朝纲和宦官乱政，虽不上朝，但仍有贤臣打理内外政事，使的万历一朝得以维持。
之前的万历新政张居正为国库积累的一些积蓄迅速被消耗殆尽，财政危机的问题纷至沓来，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势力悄悄而起，对明朝统治构成威胁。引发了明末三大案，致使万历末年宦官干政，后宫混乱，官吏互相争夺权力。
因此朝野大乱，不得不说是万历皇帝的行为把大明朝推向绝境的深渊，万历一朝原本是拯救明朝的大好时机，而统治者的自甘堕落加速它的覆灭。其早期的行径为明朝的政治深深的埋下了祸种，不但不整治，还任其肆意生根发芽，出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
万历48年甩手把这个烂摊子甩给长子和孙子，无奈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24年后，明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