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是真的，因为要是真的像《竹书纪年》中说的那样，尧舜禅让之间的真相是让“尧幽囚，舜野死”，那就太不符合“历史的行程”了，换句话说，也就太超前了。
《竹书纪年》据说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魏国，根据李学勤氏研究，这部被一些人认为“完全颠覆几千年价值观”的奇书，其实就是一部源于三晋之学的“子书”。而且书中的大量记载都被考古证伪，典型的就是“太甲杀伊尹”的段子(根据甲骨文证实有商一代一直尊崇伊伊)，其实不过是反映了战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所以说《竹书纪年》的失传正是因为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过于主观，携带了太多的私货从而逐渐的被历史所淘汰。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据说是尧舜时期的产物。
至于禅让制度有没有？当然是有。而且从后的历史来看，这是一种必然的、普遍存在的制度。最典型的就是古代契丹人，据《旧五代史·契丹传》说：
“(契丹)八部，每部皆号大人，内推一人为主，建旗鼓而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
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又更详细的记载说：
“八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
又比如，欧洲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统领(理论上是罗马帝国威尼斯地区的地方长官)就是类似禅让制；而历史上乌克兰哥萨克的大统领也是禅让制。而蒙古人的大汗也是由那颜们推举的。蒙元宪宗之前，立大汗要由“忽立而台”大会推举产生。但要说明一下的是这个禅让制不是现代代议制政府中的那种“民主共和”，而是一种“君主+共和制”。凡是被推荐的、能参与讨论的，都是各邦国的国君。
只要是大家拥戴，一个邦君就可以成为天下共主，而退位后依旧是邦君。比如卫武公就曾经在“流王于彘”时以“共伯和”的身份代天子执政，之后又将天子之位还与周宣王，自己继续回去做卫国的国君。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制度分类，这种政治制度属于贵族社会的，而不是平民社会的。在所有贵族时代的早期，习惯法尚在发展，整个社会处于既无礼乐，也无宪章的状态，所以禅让制度便是所有城邦时代的共同记忆。到了战国时期连礼乐都崩坏无存，何况更古老的禅让?人们觉得困惑也属于正常现象。到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就更觉得“高贵的野蛮人”之间实行禅让制简直是不可思议。
而且先秦的朝代更替，不同于秦以后的你死我活。而是每个邦国都平行存在，都有自己社稷百姓，而每个邦国的国君也都有资格成为天下的共主。 禅让的标准，不是天下共主把最高权力送给某人，他是没有这个权力的。现任的天下共主可以培养、推荐自己的下一任，但是这个候选人能不能坐上这个位子，就要看各邦国国君的支持程度。帝挚和帝尧是如此、丹朱和帝舜也是如此、伯夷和夏后启也是如此。甚至到了夏商之际仍是如此，虽然此时夏已经有拥有天下共主的称号数百年，但是在夏桀这代人丧尽，于是大小邦君就会支持一个新的共主 。也就是《诗经•商颂》上的描述：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感不来享”。
所以亚圣孟子就指出禅让和放伐其实是一个道理。
陶寺遗址出土的青铜齿轮。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应该上层社会的随葬物。
禅让，现代画家相当中的先民。其实以考古来看，尧舜时期城邦文明就已经很先进了 物质生活应该比画中要丰饶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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