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冠绝古今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李世民：“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李世民在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显示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在重大战略决策上，他能够综观全局，深谋远虑；在制定作战方针时，他能够知己知彼，出奇制胜；他治军有方，严明军纪，在战斗中能够不畏强敌，身先士卒。军事家毛泽东对李世民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在军事理论上的建树，非常推许。他在冯梦龙的《智囊》里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时，旁批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对于自己的军事才能，李世民也很自负，他曾对臣下说：“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李世民之“能军”，首先体现于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隋末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挥师向关中进军，在霍邑遭到隋军顽强抵御。此时，秋雨连绵，军中乏粮，李渊等有退兵之意。但李世民力排众议，力主“鼓行而西”，主张“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坚持了正确的战略路线。这表现了李世民战略家的远见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霍邑战后，李渊率领大军南下，准备渡过黄河，然后直取长安。屈突通率军镇守河东，下令拆毁河桥，对李渊进行阻击。黄河岸边的百姓主动为李渊提供过河船只，李渊的队伍，有一部分已经渡过黄河。李渊虽然与屈突通打了几仗，但是没能攻克河东，打算丢下河东不管，兵锋直指长安，但是又担心屈突通在后面牵制。谋士裴寂说：“今通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李世民却说：“不然！兵法尚权，权在于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以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李渊折中二人意见，他一方面留下部分人马围攻河东，一方面率领主力入关。在以上事件中，李世民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从而为李渊军队直下长安，建立李唐王朝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之“能军”还体现于他打仗很讲究战略战术，能够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切合实际的判断，然后施以不同的战术，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李世民曾对群臣说：“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具陈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他又说：“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对于强大的敌人，李世民往往用“坚壁挫锐”“敌饥以持久弊之”之法，使敌人虚弱疲弊；待敌人虚弱疲弊之后，就采用“吾强对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的战术，打垮敌人；敌人溃散后，再“见利速进”，彻底消灭敌人。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在平定陇右割据势力薛举部的战斗之初，李世民深沟高垒不与薛举决战。因为薛举军队悬军深入，利于速战，故李世民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以逸待劳、坚壁不战的办法。可是李世民突患疟疾，便把军事事务委于长史刘文静等人。刘文静未听从李世民“深沟坚壁，以老其师”的命令，轻举出兵，陈兵于高摭城西南，“恃众不设备”，结果遭到薛举的突袭，唐军大败。高摭兵败之后，李渊为了挽救局势，于这年八月再次命李世民率领刘文静等人进击。九月初，李世民率诸军向高摭，薛举军十余万拒之。薛举子薛仁杲数次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李世民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并且下令说：“敢言战者斩！”于是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十一月初，薛仁杲军粮尽，将士离沮，于是李世民抓住战机，发动了攻击，获得大胜，逼降薛仁杲。这次胜利，解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巩固了唐在关中的统治。
李世民对刘武周的战争，也是如此。当时刘武周据有马邑，为“争天下”，其兵锋必然“南向”并州、河东。在强敌面前，唐军姜宝谊、李仲文、裴寂接连打了败仗，李元吉弃城而逃，唐相继丢失介州、并州、晋州及龙门。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李渊下令“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李世民则认为太原是“王业所基，国之根本”，且河东“殷实”，为“京邑所资”，坚决反对李渊“举而弃之”。于是，李世民临危受命，率兵出征，并在柏壁屯兵，与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这次，李世民仍然采取了坚壁挫锐、后发制人的战术，休兵秣马，养精蓄锐，只令偏将乘间抄掠敌军，而大军则坚壁不战。
李世民分析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集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扦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两军相持近半年以后，宋金刚果然粮运不继，军中乏食，他不得不后撤北去。李世民领兵追击，刘弘基以“士卒疲顿”相劝阻。李世民驳斥说：“功名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乘其势逐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李世民乘胜追击，一举击败了刘武周。
在取得对刘武周的胜利后，唐统一全国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讨论发兵东征时，唐的谋臣武将中，“唯秦王请行，封伦赞成此计”，李世民竭力支持李渊的主张。发兵以后，唐军猛攻洛阳，十余日不克，将士疲弊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李世民分析形势，认为功在垂成，下令说：“敢言班师者斩！”尽管李渊“亦密敕世民使还”，但他还是说服了李渊，同意继续攻打洛阳。接着窦建德将兵援助王世充，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二打一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李世民召集将佐商议。他驳斥了错误的意见，采纳了正确的意见，进行了英明的战略决策。对王世充，他指出其军“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对窦建德，他认为只要唐军入据武牢，就可扼其咽喉。这样，“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到时“城破兵强，气势自信，一举两克”。他指出战争的关键是入据武牢。因此，李世民留李元吉等围困洛阳，自带骁勇3500名急趋虎牢。这时，窦建德布置全军“自板渚（今汜水镇北）出牛口（汜水镇东北）置阵，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在汜水南），亘二十里，鼓行而进”。李世民登高对敌阵观察后，对诸将说：“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这时，李世民抓住战机，率轻骑先行出发，使大军随后跟上，东涉汜水，直逼窦建德阵。窦军大败，窦建德被俘。此战李世民通过对窦建德军的探察，发现他们是无纪律，有轻我心，因此按甲不出，待其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时，再追而击之，结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窦建德兵败后，王世充也因势孤援绝而降。
李世民对待战争，有一定程度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彫；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他认为战争是国家使用的暴力手段，使用多了，则民生凋敝，国家无法保全；如果不使用，则人民懈怠，敌人无法抵御。因此，不可不使用，也不可经常使用。由于对战争认识深刻，态度慎重，所以李世民在战争中很少犯战略错误。
《旧唐书》和《新唐书》同时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李密作为瓦岗军的领袖，身经百战，攻无不克，一向颇为自负，降唐后奉李渊的命令去犒赏三军，见到李世民后，不敢仰视，私下对殷开山说：“这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啊！”由此可见李世民有“胸有百万雄兵”的不凡气宇。明代著名军事家刘基，也曾在其所著兵书中以李世民指挥的战役作为战例，来阐述他的军事见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李世民精于韬略，战功盖世，无愧于毛泽东对他的“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之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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