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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波澜时起。如医疗之图，高低有度，上下并趋。以时间为列，唐朝历史发展为我国历史“心电图”上起伏最高的高点，这与佛教入我国，发展之路来说，大为相似。
以唐朝自身而论，兴盛衰落，又与佛教兴衰的并驾齐驱。此举绝非偶然，而是存在某些必要的联系，接下来的论述，将从佛教这一舶来文化的角度出发，讲述为何舶来文化，为何能与国家命运联系，从而读出不一样的唐朝兴衰历史。
绑定在皇权之上的佛家文化佛教入华，时间众说纷纭，其中一条尤其引人注目：
《魏书》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将佛教与皇权相结合，表明了古代皇帝在很早就听说了佛教的存在。此外，佛教入华之后的发展，更是与皇权统治密切相关。
南北朝佛教与政治的连接佛教最早记载虽是东西汉入华，却只是形成市井之间的小众派别，这一现象直至南北朝才得以打破。北魏建国之初，天下势颓，道武帝以佛教居众，自称为“当今如来”，以佛教的方式来获得政治上的统治。
此举得到了魏孝文帝的效仿，并且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增加佛教的神秘色彩，广纳僧众。不仅如此，孝文帝还为僧众亲自剃度，释放死囚，以宣誓佛教在官方的正统地位。
佛教与隋朝政治的连接隋朝隋文帝，是极为信奉佛教的一个皇帝。在他的推崇之下，佛教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佛学得到精进，史书典籍也逐渐增加，佛学之中的因果关系，成为了两代皇帝治理天下，而深信不疑的道理。
佛教思想与唐朝理政的捆绑佛教发展到唐朝，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皇帝武则天，更是将其暗许成为当时的国教，佛教的命运，发展到了与唐王朝政治相捆绑高度。
世俗化的佛教发展，成为唐朝政治统治稳定的工具《唐大诏令集》中有过关于唐太宗这样的记载：“朕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
李世民称其李唐江山的帝王，祖先是老子。但是，他本人尊道而不排佛，相反，他对佛教的因果之论深信不疑，并且以此还有过推动佛教发展的行为。
到了高宗、武后的时代，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全国不仅大修寺庙，二人还做了一件事，兴修石窟，其中以“龙门石窟”最为翘楚。此事，为后世建造了奇迹，也在当时表现出二人对于佛教的推崇。
龙门石窟
“神秀乃往荆州，居于当阳山。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勅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
以上记载，是武则天对于僧人神秀的礼待，其礼之术，甚至能够皇帝相媲美，由此表示了武则天对于佛教的推崇。这种推崇到了她登基称帝之后，又一次的上了一个台阶。载初二年，武帝改建太庙，下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以此明鉴，将佛教推奉成为了超越道教的国之教法。
武则天剧照
在武则天的推崇之下，佛教一跃成为社会主教，僧尼众多，信奉之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达到这样拉拢人心的目的之后，武则天颁布法令严管佛家，以政府确认教授的方式，以佛教的因果关系对地方进行把控，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用作了统治者政治统治的工具。
李唐王朝的初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盛世，道家无为的思想已经无法支撑国家的发展。恰好是佛教的因果论更适合唐王朝，因此佛教的鼎盛，能够在唐初兴盛，也恰巧是得益于唐朝的兴盛。
佛教无节制的发展，造成了皇权统治的危机佛教之兴盛，让信徒越来越多，自身发展也越来越好。唐初，佛教已然发展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
早在两晋时期，佛教就已经意识到在古代农业大国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优势。本身的佛教宣扬，以化缘为生，但是来到我国古代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如此农业大国，乞食度日必然会遭到世人的唾弃，更别说教派的发展。
因此，想要在我国得到发展，最主要的就是拥有经济自给的可能。这种可能，也在世家大族的赏赐之下得到了实现。在南北朝，统治阶层的给予之下，佛寺得到了大量的土地，并且拥有多数遭受苦难的百姓来投，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发展。
除了传统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佛教甚至还产生了一种近代化的经济模式，那就是借贷经济。这一点在《南史》卷七十当中有过记载：
尝以一束芒就州长沙寺质钱，后赎芒还，于芒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
这一经济发展的方式，在武则天时期尤其鼎盛。加之佛教依附政治，不用赋税，导致众多俗人士大夫为了逃避税务而皈依佛门。以此，造成了唐朝经济非常重大的损失。
如《旧唐书》所言，“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
佛教的推崇，确实为统治者赢得了统治的稳定，却也埋下了一颗地方割据的种子。事实上，不光是中央看到了佛教的魔力，地方藩镇也看到了佛教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地方的势力也以此来壮大自身势力，从而埋下了谋反的种子。
过盛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佛教和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在安史之乱时得到了爆发。就像《旧唐书》当中所说，统治者开始注意到佛家的发展，对于唐朝统治的危机，国家的经济，因为佛教的井喷式发展有了大幅度的下滑，而这一教派，恰恰是此时唐朝走向衰弱的反映。
佛教遭到了武帝放弃，唐朝晚期已经自身难保当你正在努力向上的时候，却敌不过国家的一纸政策。
晚期的唐朝和佛教，都处于一个飘摇的时期。佛教所修建的寺庙，其豪华程度不亚于修建一座皇宫。如此劳民伤财的模式，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已经无法负担。佛教的部分信徒，依然还想在这衰微的时代大肆兼并土地，这必然是皇帝不允许发生的事。
如此的不节制发展，同样引起了各阶层的不满。狄仁杰曾这样上书到：
里陌动有经坊，阛闺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莊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巳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
以此，指出了佛教的众多“罪状”，并以其为导致大唐衰微的原因。
直到武宗时期，唐朝政治彻底与佛教形成了对立，武宗大肆打压佛教，焚毁佛寺。
“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洁于九州山原，两京关，僧徒曰广，佛寺曰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在《旧唐书武宗本纪》的记载中，武宗对于佛教发出了痛斥，并且以此作为打击佛教的理由。
唐朝末期，佛教遭到放弃，外援不及且内部难自生，因此，在此发展之下，走向了末路。如此衰败的过程，恰恰是对于大唐盛世衰落的一种隐喻。此时的唐朝，同样面临着藩镇割据以及周边各国的威胁。末路的唐朝，就如历史之上的一叶扁舟，再无掀起风浪之大势。
唐朝晚期的经济问题，政治矛盾，以及社会制度，同此时的佛教又有何区别？从唐朝佛教兴衰的角度看唐朝兴衰，有太多的相同之处，同样是形成鼎沸的方式；同样是在一场安史之乱后走向末路；同样是最后的道路上寻求最后的希望。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个朝代从来的机会。佛教在唐朝的衰落，唯一同唐朝不同的就是至今还能够存在，而那个大唐盛世，也只如同昙花一现，最终如一粒沙子，沉入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透过佛教的兴衰看唐朝的兴衰，笔者看到了李世民文化交融的肯定；看到了武则天打破常规的追求；看到了历朝历代帝王逃不过的皇权流失而产生的担忧。
千古一帝李世民，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亲手缔造的大唐盛世，却毁于一个舶来文化的蓬勃生长。
文献参考至：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
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
刘峋，《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董诘，《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司马光，《资治通鉴》；
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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