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对鸟兽纹的使用由来已久，早在原始社会的陶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大量的玉器、瓷器上，均广泛地使用鸟兽纹。人们赋予鸟兽纹以吉祥的寓意。除上述用途外，鸟兽纹也出现在官员的章服上，它的使用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衣着的审美要求，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身份的象征。
衣物上的鸟兽纹饰，长久以来被作为统治阶级内部定贵贱、严内外、别亲疏的标志。今天能看到的明清官服，其前胸后背上均绣有鸟兽图案，这就是“补子”，上面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的官阶。明清之际，文武百官官服上的“补子”划分之详细，堪比当代的勋章。那么，明清两代盛行的补服，其服色和纹饰的创意灵感来自哪里呢?以不同的鸟兽来标识官阶又兴于何时呢?
明洪武元年，礼部建议百官服装“与唐制同”，由此可见，明代官袍效法的是唐代的制度。唐代以服色来区分官员品级高低，如用“红得发紫”来形容人官运亨通、仕途畅达，或以“江州司马青衫湿”来描述被贬小官的境遇，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官服的颜色
事实上，我国古代以服色和纹饰来区分地位高低的做法由来已久。据记载，上古时期有虞氏统治时，在帝王和官吏的服饰上就用不同的图纹来区分地位高低，当时服饰上的图纹有日、月、星辰、龙蟒、鸟兽等。秦汉之际，主要以服饰的颜色来区分尊卑贵贱，当时以黑为尊，皇帝和百官朝服的颜色多为黑色，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三国时期。其创意来自战国后期流行的阴阳五行之学，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认为秦属水德，在五行中，黑色象征水，因此秦朝的官服就定为黑色。汉袭秦制，亦以黑色为尊。
其间，富有开创精神的帝王往往会别出心裁，引入新的颜色。如被后世作为皇家专属颜色的黄色，就源于汉武帝的推崇。好大喜功的刘彻以上古黄帝自喻，在他的影响下，黄色成为汉代皇权的象征。后世采用红色作为官服颜色的做法则始于东汉光武帝。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认为东汉“应火德而有天下”，遂以红色为尊，规定百官服色为红色。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北方经过民族融合后，不断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的审美打破了“五德”之说，突厥族喜爱的绿、紫等颜色也被引入官服。
团窠纹的中国化
与此同时，在北朝贵族中流行着一种来自波斯的纹饰——团窠纹，其纹饰多为圆形，正中画鸟兽纹，周边是放射性纹饰，犹如光芒四射的太阳普照大地。有学者认为，这是西亚地区流行的光明崇拜的写照。团窠纹因其繁复、华贵而被北朝贵族所喜爱，被织绣在他们日常穿着的便服上。在各民族审美、艺术不断融合的北朝，团窠纹也与传统审美融合，逐渐演变出符合我国审美的纹饰，如联珠团窠对兽纹、联珠团窠对禽纹、宝花团窠对兽纹、宝花团窠对禽纹等。
隋唐之际，团窠纹以及由其衍生的图纹被广泛地用于人们的便服上。唐高宗时，这种花纹被引用到官服上，此时的团窠纹经过不断融合改造，其中心的鸟兽纹早已不是西亚的鸟兽了，而是具有中华文化色彩的“雁”和“鹘”。温和而注重秩序的大雁，作为文官的象征，被绣在了唐朝中央文官的官袍上;而凶猛的“鹘”，则被绣在了地方节度使的官服上。这便是明清官服上“补子”的雏形。
此时，唐朝官服上所绣的“雁”和“鹘”，还不是区分官员等级的标识。在隋炀帝打破延续数百年的黑色官服的传统后，唐代是“以紫为贵”，规定“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八九品服青”，这种以服色定品级的官制在后世影响深远。
武则天称帝后，不仅改了国号，还在官制上大胆创新，她所做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把自己建立的大周与大唐区分开。她在官服上取消了以颜色来区分官阶的做法，而改以官袍上的鸟兽图案来区分官阶，成对的鸟兽图案被刺绣在官袍上。人们根据鸟兽在自然界的强弱地位划分等级，文武官员官袍上的鸟兽纹样分别代表他们所处的官阶。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鸟兽纹来区分官阶，明清官服上的“补子”效法的便是此时的官服制度，只不过明清之际，在唐代官服上成对出现的鸟兽已经变成了单只。
为明辨官阶而出现的“补子”
明代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王朝。为了维护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统治者对官服制度非常重视，洪武元年赐百官服装时就效法唐制。当时的官服制度规定文武官员朝服和祭服所配之绶，按不同品级织以不同飞禽花锦:一品、二品用黄、绿、赤、紫四色织成云凤花锦;三品、四品用四色织成云鹤花锦;五品用四色织成盘雕花锦;六品、七品用黄、绿、赤三色织成练鹊花锦。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为“辨贵贱、明等威”，就各级官员相遇时的礼拜、让道和回避作出严格规定，但官员们相遇时很难仅凭官服颜色、所束腰带和衣料暗花纹样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品阶。为适应这项规定，官服上必须添加更加明显的标识，这就是“补子”。
洪武二十四年，“补子制度”被确定下来，公、侯、伯、驸马等绣麒麟、白泽，武官绣兽，文官绣禽鸟。当时规定，在文官和武官的章服上，除了织暗花花朵，依官位高低，花朵的直径大小均不同，同时，还用彩色丝线绣上不同的鸟兽纹饰。文官一品纹仙鹤、二品纹锦鸡、三品纹孔雀、四品纹云雁、五品纹白鹇、六品纹鹭鸶。武官一品、二品纹狮子，三品、四品纹虎豹，五品纹熊罴。官服“补子”所选鸟兽图案多为中华文化中有吉祥寓意的动物，文官的飞禽图案形象优美，武官的走兽图案气势威猛，彰显出文武官员的气度和威仪。
到了清代，统治者不仅沿袭了这一典章制度，还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据《养吉斋丛录》记载，康熙元年将旧制中武官一品、二品皆用狮子补服，改为一品用麒麟;康熙三年将明代三品、四品皆用豹，改为三品用豹，四品用虎。此外，清代的补服均采用石青色绸、缎、纱等面料，在其上或织或绣代表其身份等级的“补子”。“补子”有方形和圆形之分，皇帝、皇子、宗室亲贵的补服皆用圆形，其余为方形。
明清官服的“补子”蕴含的不仅仅是吉祥寓意，还是多种统治观念的载体，用动物界的强弱来映射官场上尊卑贵贱的伦理关系。标示官阶高低的“补子”位于官服前胸后背的显要位置，时刻提醒官员们为国尽职，为君尽忠，这也是当时居于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对为臣者的最高要求。此外，“补子”的图案内容也暗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据明《大学衍义补遗》记载，“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文官用飞鸟，象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清代皇族和大臣所用“补子”的形状似乎也暗含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抑或是对帝王圆融宽广而臣下守正方直的期盼。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统治者入关后，要求汉人剃发易服，改换满清服饰，想使其彻底臣服于自己的统治。但在易服后，却独独保留了具有鲜明汉文化传统的“补子”，正是它所包含的政治元素和艺术魅力所致。补服制度的制定和沿革是与明清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如今，“补子”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却不断吸引我们去体味，去探寻。 (作者张所宇 为长春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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