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汉唐建国初期都曾遭受母后外戚的篡权威胁。汉高祖刘邦知道吕后的强势与太子的柔弱，一直想换赵王如意为继承人。无奈张良屡次劝阻，太子又引四皓为羽翼，难以动摇。于是他只得跟诸将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在临终之前，刘邦嘱托吕后要重用陈平，还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见，刘邦虽然知道吕后势力不可铲除，但他在后事安排上，仍希望制衡吕氏。
结果，刘邦一死，吕后就杀害赵王，架空惠帝，独揽大权。惠帝驾崩后又废杀少帝，立假子常山王为傀儡，封诸吕为王，独制天下事。吕后驾崩前不忘叮嘱诸吕“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然而大臣们都不拥护诸吕，齐王率先起兵发难，灌婴奉朝命伐齐，却逗留不进、来回观望。结果太尉周勃驰入北军，将士皆左袒拥护刘氏，尽斩诸吕男女，迎代王入朝继位，恢复汉室。
唐朝时，武则天也效法吕后，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同时提拔诸武，但最终她也没能逃过“神龙政变”的结局，晚年被唐朝大臣所推翻，大唐帝国又得以光复。吕后与武后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她们所挑战的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
武则天（624—705）
武则天曾意图摘尽“黄台之瓜”根据《旧唐书》记载，唐高宗共有八个儿子，其中两个早逝，有四个直接被武则天杀害，最终仅剩下的两个分别是唐中宗和唐睿宗。
武则天在做昭仪时，就曾闷杀自己的女儿以便嫁祸给皇后。等到她荣升国母后之后就废掉了原来的皇长子李忠，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为皇太子。而李忠最后被武则天流放到黔州，并赐死，年仅二十二，无后；
泽王上金和许王素节都不是武则天所生，武三思命周兴诬告他们谋反，素节被缢杀、上金也跟着自尽，他们的后人都惨遭杀害；
太子李弘是武则天的长子，有贤德之名，受到高宗的喜爱。武则天常常担忧他太过聪慧，不便于自己专权。李弘又曾请求释放萧淑妃的宫人，因此被武后厌恶。《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上元二年，“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李弘既死，又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曾监管国事，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也曾手敕褒奖。李贤又注《后汉书》，表上之，高宗赐物三万段。当时正议大夫明崇俨因符劾之术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宫中又经常传言说李贤是武后的姊妹韩国夫人所生，这令太子感到很不安。后来明崇俨被人杀死，武后怀疑是李贤指使的，便使人发其阴谋事，并以此为由，废太子为庶人，幽于别所。高宗想要宽赦李贤，武则天却说：“大义灭亲，不可赦”，最后仍逼其自杀。
至此，武则天前后一共逼死了三位太子。
《新唐书》记载，唐肃宗时，广平王为太子、建宁王功大。 张良娣与李辅国诬陷建宁王，肃宗听信谗言，赐死了他。张良娣与李辅国又继续谋危太子，大臣李沁便援引李贤的故事来委婉地劝肃宗不要再骨肉相残。他说李贤曾写作《黄台瓜辞》，希望感悟武则天，其辞曰：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
李沁告诫说：“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广平王最终在猜忌之下，得以平安。而李贤被“摘”之后，晚年的武则天也颇有悔悟，没有继续杀害中宗与睿宗，而且放弃了立侄子为太子的念头——也许她明白了，虽然可以夺取唐朝的政权，但是即使权力再大也改变不了父权社会的继承关系。
“慎无再摘！”
武则天为什么又要重新迎立太子？章怀太子李贤被废之后，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太子。弘道元年，唐高宗驾崩，遗诏皇太子柩前即帝位，是为唐中宗。中宗才登基五十五天，便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幽禁了起来。之后她又立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李旦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在武则天废唐建周后，他便降成了“皇嗣”。但是武则天并不打算让李旦做自己的继承人，她一度考虑过武承嗣与武三思继位的可能性。
称帝后，为了镇压唐朝反对势力，武则天大肆残害李唐宗室。又兴起酷吏之风，鼓励告密。御史中丞李嗣真深感痛心，上疏谏言说现在是酷吏操生杀之柄，窃人主之威，导致“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的混乱局面。满朝文武朝不保夕，或被政敌所攻，或被同僚所告，或被奴仆所陷，谁都不知道冤案哪天会掉到自己的头上。酷吏来俊臣更是倚势贪淫，每看到百姓家有貌美的女子，就使人告其罪，抄其家，然后娶其女，前后罗织诛人，不可胜计。武则天为什么要鼓励告密，挑拨大臣间互相迫害呢？为什么要重用周兴、来俊臣这种酷吏小人来治天下呢？为的就是要让大臣和百姓畏服于自己，不再心念唐室、抵制武周。
在晚年，关于立嗣，武则天一直犹豫不决，她一方面想用武氏来取代李氏，可是对于父权社会来说，儿子作为继承人比侄子更有利。夏官侍郎李昭德曾跟武则天私下讨论立嗣问题，李昭德说武承嗣的权力太重了。
武则天回答道：“吾侄也，故委之腹心。”
李昭德说：“侄之于姑，其亲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弑其父者，况侄乎！”
这让武则天颇有感悟。数年后，武承嗣、武三思都谋求为太子，常常派人劝武则天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武则天听后犹豫不决，不知道立同姓的侄子还是立异姓的儿子对自己更有利。这时狄仁杰进言说：
“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狄仁杰可谓善于劝说，他知道武则天考虑问题都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因此需要点醒她认清现实。武则天虽然能够使用威权来压服天下，但是个人的权力再大也改变不了那个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武则天是个女人，她对于李氏来说虽是由外族而来却嫁入家内，对于武氏来说则是本族之人却已出嫁在外。家族的财产总是要力求在内部传承，而武则天的“家”与“族”却是分裂开的，这是父权制度下妇女的处境。
武则天最终还是认清了这个现实，先家后族，迎回了唐中宗，并且不可避免的在神龙政变中被唐朝推翻，但仍入李唐太庙。
狄仁杰利用父系家族继承制度来说服武则天
父权制度是武则天无法推翻唐朝的根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论述了古代社会的结构，认为在初民时代，群婚制盛行，人们只知道生身之母，而不能确定亲生父亲。所以形成了许多由一个母亲为纽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母系氏族。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因此族内的女性要招纳族外的男性为夫，而族内的男性也要到族外去寻找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母系氏族里的女性都是本族人，而他们的丈夫都是从其他氏族被招纳进来的。氏族内部的财产归氏族所有，丈夫是外族人，所以在他死后，他的个人财产要重归原氏族，被自己的母亲和姐妹瓜分，这是母系社会的特征。
后来，随着群婚制逐渐被对偶制取代，每个人都有了相对固定的伴侣，都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对象，这才使生身之父逐渐明确了下来。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狩猎、农耕等生产方式逐渐代替了采集，氏族内部的男性成员产量越来越丰富，个人财产越来越多，与女性的差距逐渐拉大。这样就形成一种矛盾，对于每个氏族的利益来说，族内财产积累得越丰富越好，但是死掉的男子所遗留下来的财产总是要流回他的本族；对于家庭利益来说，父亲的财产也应传给共同生活的子女，但是在母系氏族里，父亲是外族人，他的亲生子女不能继承财产，而侄子、侄女却享有继承权。这样，家庭制度跟财产继承关系产生了矛盾，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当男性的劳动成为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女性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之后，母系氏族就逐渐瓦解了。家庭制度颠倒了过来，男子都是本氏族内的人，而女子则是由外族嫁过来的、或者以后要嫁到外族去。这样，父亲的财产才能被子女所继承，氏族内部的大量财富才不至于流失。因为女性在生产上处于依附地位，她们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本身就没有积累多少的财产，因此母亲离世后，她的少量财产流回娘家，这对氏族的利益损失远比母系社会时要小。为了维护氏族和家庭财产利益，父系氏族就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并且形成了以父亲为核心的家长制度。
父权的确立是女性权利最大的一次溃败，它把妻子和母亲的地位极大地贬低了。女子的子女由她的氏族转到了丈夫的氏族中去，女子在结婚以后丧失了原来作为父方亲属在氏族中权利，而在夫方中只能得到微薄的补偿（所谓的彩礼起初是付给女方氏族的，最后付给了女方家庭）。女子在夫方氏族中的家庭经济地位被孤立了起来，她不是家长，而是家长的仆役。
武则天起初想要抗拒这种父权制度，可是当她明白自己无力改变继承关系，知道侄子不会为姑姑立庙、只会供奉自己的父母时，她最终又犹豫不决。李昭德告诫说：
“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
这就说中了父权社会的现实，一个人或许可以改变一个朝代，但是只有几代人才能变革一个古老的社会风俗制度。吕后和武则天对此也无能为力，她们夺取权力时只能不择手段地去压服敌人，而失去权力时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挽回。所有周勃一入北军，将士皆左袒拥刘，张柬之发动“神龙政变”时也知道天下人心久思李氏，故而群臣一谋即合，没有受到太大阻挡就推翻武后，光复了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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