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是诸葛亮突出的性格特征之一，古今学人论之甚多。[1] 考察诸葛亮的心路历程，这一性格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有其清晰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在诸葛亮的身上，谨慎与狂傲两种性格是并存的，这在其青年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青年时期的诸葛亮有其狂傲的一面，当其寓居隆中期间，“每自比于”出将入相的管仲、乐毅，而“时人莫之许也”，敢于在别人不认可的情况下以当世管仲、乐毅自居，其狂傲可见一斑。他还曾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他却“笑而不言”，这种不言隐含着他出将入相的政治抱负。他“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诸葛亮的“啸”也是其狂傲性格的一种表现。以上种种言行均反映出青年诸葛亮性格狂傲、自视甚高的青年名士形象。然而，出山之后的诸葛亮狂傲渐趋消失，谨慎的性格则愈发凸显。
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其思想与行为必然要受其时代和成长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一个人的早年经历，对于他此后的人生志业影响更大。诸葛亮谨慎性格的形成，还得从其童年、少年时期的人生遭遇谈起。诸葛亮的童年经历可谓不幸，就家庭层面来说，他三、四岁时生母弃世，大约七、八岁时父亲又亡故，从此成为孤儿，寄居于叔父门下，虽然叔父视其犹如己出，但毕竟还是有别于亲生父母。就社会层面来说，诸葛亮四岁时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后来又有董卓之乱、曹操屠戮徐州，特别是曹嵩被杀事件，直接导致了他的家乡遭受兵燹之灾，不得不随叔父诸葛玄四处奔波，屡屡迁徙，少年诸葛亮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也不得不去小心应对周围的每一个人，去建立一个利于自己生长生活的人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不稳定的早年生活，造就了诸葛亮人格之中“谨慎”这一特点的。辗转来到荆州襄阳后，他终于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但不幸很快再次袭来，他情同生父的叔父又不幸去世，那时的诸葛亮刚刚十七岁，举目四望，无亲可依，既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更年幼的弟弟，真可谓“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外地人，谨慎处世是自然的选择。
诸葛亮谨慎的性格还受到荆州政治环境和师友的影响。刘表本人气量狭窄，又喜听信谗言，不能容人。弥衡因侮慢于刘表，刘表怀恨在心，明知江夏太守黄祖性情急躁，故意送至其处，弥衡终于因侮慢黄祖被杀。从事刘望之以直言被杀，从事中郎韩嵩遭猜忌险至杀身之祸，连刘表的儿子刘琦也因谗言而被疏远。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许多士人选择谨言慎行，明哲保身。寄居荆州的名士司马徽“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谨言慎行，遇事总是称好，留下一个“好好先生”的称号。《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司马徽别传》记载，有人问司马徽某人某事的好坏，他皆说“好”，其妻不解地说：“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司马德操却回答说：“如君所言，亦复佳!”于是他有了“好好先生”之名。一次，有人妄认司马徽的猪为自己的，司马徽便将自己的猪送给了他，后来那人的猪找到了，才不好意思地送还，然而司马徽并没有说什么。还有一次，有人向他借蚕具，他将自己养的蚕丢弃，而将蚕具借人。[2]《世说新语·言语》还记载，人谓刘表曰：“司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后见之曰：“世间人为妄语，此只小书生耳！”[3] 可见司马徽在刘表面前刻意隐藏了自己的才能见识，给刘表留下一个有名无实的印象，以避免进入刘表法眼。其实，司马徽并非是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当刘备访问他，问以天下大事，他在推荐诸葛亮、庞统时态度却十分鲜明，语气十分肯定。司马徽作为寄寓荆州的外地人，当时外来人士政治上普遍受到刘表的排斥，一不小心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为明哲保身，司马徽只得谨言慎行，“好好先生”的称呼正反映出他谨慎的性格特征。诸葛亮生活在襄阳的时期正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庞德公、司马徽二人又是其敬重的前辈师长，二人的人生态度不可能不给诸葛亮性格的形成带来一些影响。故而刘表长子刘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诸葛亮总是缄默不言，至“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的高楼上方才不得已为其划策，可见出山前的诸葛亮已经具有谨慎的性格。此外，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始才“隆中对策”，从中也可以看到诸葛亮谨慎的个性。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走出寓居十年的隆中，加入刘备阵营，此时的诸葛亮只有二十七岁，其性格和心智还处在塑形时期，尚未完全定型。出山之后，诸葛亮所面对的人际环境不再是单纯的师友、亲朋关系，而是复杂的君臣、同僚关系。在封建时代，一个政治家能否处理好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往往直接影响其决策能否顺利实施，甚至决定其成败乃至存亡。诸葛亮选择刘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为此就必须处理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营造团结和谐的政治氛围。他首先面对的是刘备集团内部的亲疏关系，主要是如何处理与关羽、张飞的关系。关羽、张飞先于诸葛亮与刘备交往, 都是多年跟随刘备的生死兄弟[4]，他刚到刘备阵营，与刘备“情好日密”，马上就惹得关羽、张飞“不悦”，经刘备劝解，“羽、飞乃止”[5]，更让他认识到必须处理好与刘备集团内部的关系。试想，年纪轻轻又初来乍到的诸葛亮要想在刘备集团谋得一席之地，唯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对上对下搞好关系，如此则必然要小心谨慎。
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际遇一直为众多后来者所称羡，刘备本人喻之为“鱼水”关系，应该说，刚到刘备阵营的诸葛亮与刘备关系确实融洽，刘备奔波半生却无立锥之地，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一个长远可行的战略规划，《隆中对》仿佛刘备的一根救命稻草，让他看到了成功的希望。而诸葛亮也不负刘备所望，在他的大力辅助下，刘备一步步站稳了脚跟，事业开始一步步走上正轨。但时间一长，诸葛亮与刘备性格中的不同就日渐暴露，刘备对诸葛亮并非处处言听计从，如不听诸葛亮劝谏而遵法正之谋夺取了汉中，诸葛亮未见劝阻刘备东征伐吴，对待马谡、魏延等人的认知也有不同之处。可以说，此后二人的关系是相交而并不相知，倚重却不乏猜疑。
刘备大诸葛亮二十岁，分属两代人，思想上难免有些代沟，而且两人成长环境不同、喜好各异。诸葛亮成长于儒宦世家，长于诗书，颇有些名士风范。而刘备年轻时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不甚喜读书”，倒是对狗马、音乐、漂亮的衣服兴趣浓厚，又好结交豪杰，颇有些豪侠之风。[6]这些不同决定了诸葛亮与刘备天然地存在着心理上的距离，诸葛亮不可能像关羽、张飞那样与刘备形成“寑则同床”的兄弟般关系，他与刘备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上的君臣关系。纵观刘备任用诸葛亮的十几年，并未让诸葛亮参赞戎机，而是长期留守后方，负责后勤补给。取荆州后，诸葛亮的工作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租赋以充军实”，入益州后，诸葛亮则“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在刘备生前，虽然任诸葛亮为丞相，但未准其开府，自己仍然牢牢掌握着军政大权。而且诸葛亮的军师将军阶位很长一段时期是位列于马超、关羽、张飞等人之下的。在刘备心中，放在头位的是关羽、张飞、庞统、法正等人。刘备重用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强于诸葛亮，而是因为他们与刘备私人关系更好，更得刘备信任。王夫之在评价刘备用关羽守荆州一事时说：“先主之入蜀，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终用羽者，以同起之私恩。”[7] 可谓一语道出了刘备对诸葛亮的不够信任。诚如王夫之所说，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不如对关羽的信任，甚至不如孙权对诸葛谨的信任。建安十九年( 214年)，孙权因刘备已得益州，特遣使诸葛瑾前往成都索取荆州。诸葛瑾与诸葛亮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且已阔别二十余年，但兄弟二人却“俱公会相见, 退无私面”，这固然体现了二人公私分明、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品质，但又何尝不是因为诸葛亮担心引起刘备的猜疑呢？
刘备用人，在取得益州称王称帝之前，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但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刘备就有些志骄意满起来，就连庞统也曾受到刘备的呵斥。刘备与刘璋翻脸后，挥兵直指成都，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涪城，刘备在此大会将士、置酒作乐，他乘着酒兴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却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当时刘备已微有醉意，怒道：“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庞统只好起身退出。过了一会儿，刘备醒悟过来，觉得不妥，又请庞统回来，庞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坐下，不看刘备，也不道歉，只顾自己吃喝。刘备问道：“向者之论，阿谁为失？”庞统说：“君臣俱失。”[8] 刘备还对异己打击报复，张裕因曾讽刺刘备没有胡须而使刘备不快，刘备非常厌恶他的狂妄，更加恼怒他散布流言，于是便以张裕曾预言自己夺取汉中不利的说法不灵验为由，将其下狱，准备诛杀他。诸葛亮闻讯后，上表请求减免张裕的罪名，刘备回答道：“芳兰生门，不得不鉏。”[9] 张裕于是在闹市被执行死刑并被暴尸街头，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挟私报复！对诸葛亮来说，侍奉志骄意满的刘备，唯有谨慎行事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刘备用人有私心，关羽“刚而自愎”，素来骄横，而刘备听之任之，尽护其短，不断助长其骄傲情绪。对此，诸葛亮只能迁就、顺从。马超归属时，关羽唯恐马超强于自己，便专门写信给诸葛亮质问其才能比自己如何，诸葛亮深知其意，于是回信答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看了诸葛亮的回信，关羽十分高兴，把它交给宾客幕僚们传阅。[10] 诸葛亮这几句言不由衷的恭维话，通过贬低马超、张飞，极大地满足了关羽的虚荣心。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劝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刘备回答说：“吾自当解之。”即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闻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经费诗劝解，方肯受封。[11] 诸葛亮知人审事，虽料到关羽之不满，但并未犯言直谏，仍然尊崇刘备的决定。从以上的事件中都能看到诸葛亮在刘备面前事事处处都谨小慎微，不逆龙鳞。
对刘备的宠臣法正，诸葛亮更是无可奈何。法正在取西川中功排第一，后任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12]，权倾一时。但此人有才无德，卖主求荣，睚眦必报，擅自杀害了好几个诽谤自己的人，有人向诸葛亮举报法正，希望诸葛亮禀报刘备，管束一下法正，而诸葛亮却说刘备眼下处境艰难，言下之意是不准备处理法正。按理说诸葛亮当时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位在法正之上，这本是他分内之事，他又一向主张依法治国，明知法正的犯罪事实却选择不闻不问，只能说明他对法正无可奈何。法正在刘备入主益州之事上立功甚伟，后来又和黄忠一起擒杀了曹魏大将夏侯渊，刘备对法正是相当欣赏、另眼看待的，法正死后，“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后来刘备兵败退回白帝城之后，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13] 可见，此时的刘备能听得进法正的意见，却听不进诸葛亮的意见，故而有自知之明的诸葛亮在伐吴一事上保持沉默，也可见刘备与诸葛亮早已不是以往的鱼水关系，而是已经产生了隔阂。刘备用人有私，宠臣刁钻骄横，诸葛亮要想在“夹缝”中展施才智，就必须谨慎从事，以免授人以柄，引起刘备猜忌。
吴蜀彝陵一战，蜀国精锐损失殆尽，刘备也一病不起，蜀汉政权风雨飘摇，其时关羽、张飞、庞统、法正等人俱已亡故，刘备心腹可堪大用者所剩无几。刘备遍观臣僚，此时可堪大任的也只有诸葛亮了，这才不得不召远在成都的诸葛亮托孤。刘备虽知诸葛亮忠贞不二，但仍采用了两全之策。在人事上以诸葛亮为正，却又以李严为副，而且让李严统内外军事，留驻永安，一则以防范东吴，二则以制衡诸葛亮，也可见刘备对诸葛亮的防范之心。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关于永安托孤还有一个细节，大意是刘备盛赞诸葛亮才识，并且说如果刘禅可以辅佐就辅佐，刘备还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就是如果刘禅没有才能的话，诸葛亮就可以取而代之。这句话在历史上争议很大，大多认为这是刘备真心地坦诚相告，是对诸葛亮的充分信任，体现了诸葛亮与刘备之间千古少见的君臣关系，如陈寿在《先主传》中评价：“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14]但仔细思索似乎又不全然，所谓“知子莫若父”，刘备对自己的儿子刘禅应该是很了解的，如果他认为刘禅不能胜任的话，何必非要把位置传给刘禅呢？要知道刘备还有两个亲生儿子可供选择。再则，封建社会奉行“家天下”的理念，上古时期的让贤使能精神早已一去不返。况且刘备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他一取汉中，便迫不及待地称王，曹丕篡汉后，又迫不及待地称帝。刘备意欲称帝时，费诗只是提了点反对意见，就被贬官。试想，奋斗了一生才辛苦得来的皇位，刘备又岂肯白白送与外人呢？康熙皇帝曾把刘备的这番话评价为“猜疑语”，帝王之心思帝王最懂，康熙帝的评价引人深思。刘备“君可自取”的话，更可能是逼迫诸葛亮当众表态，效忠刘氏。诸葛亮也听出了言外之意，故而他“汗流遍体，手足无措”，当即表态：“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于是刘备方觉心安。可见，从“隆中对”后至刘备死前，刘备并未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直至刘备死后，诸葛亮始获特殊地位，始得真正开始尽其才用。在刘备死前的十余年里，诸葛亮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故而凡事小心谨慎。
总之，诸葛亮谨慎性格的形成是其人生遭际、人际环境等一系列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性格萌芽于少年时期，成熟于隆中阶段，形成于出山之后。深入考察诸葛亮的人生历程，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其谨慎性格的形成。
[1] 相关论著如马学元《试论“诸葛一生唯谨慎”》，《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刘蓬春《诸葛亮从青年名士到优秀政治家的转变》，《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言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7页。
[3]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言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
[4] 《三国志•关羽传》（卷36）记载：“先主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9页。
[5] 《三国志•诸葛亮传》（卷35），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3页。
[6] 《三国志•先主传》（卷32）记载：“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1-872页。
[7]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0-301页。
[8] 《三国志•庞统传》（卷3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5-956页。
[9] 《三国志•周群传》（卷4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21页。
[10] 《三国志•关羽传》（卷36），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0页。
[11] 《三国志•费诗传》（卷4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5页。
[12] 《三国志•法正传》（卷3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60页。
[13] 《三国志•法正传》（卷3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62页。
[14] 《三国志•先主传》（卷3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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