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雨朦胧的江面之上，一大片草船就像即将靠近猎物的响尾蛇，正在逆着呼啸而过的江风缓缓行动。突然，彷佛听到了什么号令，江上凛冽寒风的呼啸迅速被草船上所发出的战鼓声和呐喊声掩过，引得江水对面，也迅速传来阵阵战鼓。
就在这战鼓的间隙，数万只弓箭组成的箭雨遮天蔽日，从江对面朝行进的小船射来……
影视剧中的诸葛亮“草船借箭”没错，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草船借箭”。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凭此一役，不仅免遭周瑜因嫉妒而起的暗算，反而为孙刘联军补充了军备，可谓一举两得。虽然“草船借箭”的故事设计得异常巧妙，聪明的读者却也不免产生疑问——诸葛亮草船借箭时，曹操为什么不放一只火箭呢?
诸葛亮or孙权：草船借箭的故事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例如曹操并未刺杀董卓、关羽也未曾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并非不通文化的粗野武夫等。除了这类虚构故事以外，还有些颇具移花接木色彩的故事，例如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斩杀华雄的不是关羽，而是孙坚;出计火烧博望坡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等。
那么，《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草船借箭”是真的吗?出计“草船借箭”的人，又真的是诸葛亮吗?
在《三国演义》中，东吴大都督欲笼络诸葛亮而不得，在攘除后患和嫉妒心理的作用下，要求诸葛亮在十日内凑足十万支箭，并促使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以为日后的东吴大业扫清障碍。虽然罗贯中把这段故事描绘得扣人心弦，有趣的是，在正儿八经的史书《魏略》中，“草船借箭”的故事主人公却并不是诸葛亮，也不是周瑜，而是东吴的领导人孙权。
按照《魏略》记载，曹操虽在赤壁之战中战败，但仍然占据着襄阳，不仅实力仍在众诸侯之上，还掌握着南下的主动权。几年的时间内，曹操击破了西凉的韩遂、马超，逐步稳定了后方，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也即赤壁之战五年后)他再次伐吴，与孙权对峙于濡须口(今安徽曹县)两岸。在对峙间，《魏略》云：
“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这段话的意思是，正在曹操与孙权对峙时，孙权竟大摇大摆地乘坐大船来视察曹操的水军。由于曹操军队水战水平不佳，此前屡有败阵，在不知地方虚实的情况下，曹操下令弓弩齐射，箭矢射在孙权的船上，使得船身受箭的一面受力太多，即将倾倒。眼看大船即将倾倒，孙权令部下调转船身，使得另一面也同样受箭，直到两面平衡，这才没翻船，回到了自家营寨。
实际上，在史籍中，最接近“草船借箭”的故事，乃是“草人借箭”，出自《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唐将张巡的故事。《资治通鉴》云：
“城中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
这段话写的是安史之乱中，唐将张巡守城的故事。具体而言，张巡在守城时，用完了城中箭矢，便令手下士兵做了千余个草人，给它们裹上黑衣，在夜晚悬放城下。看到这一场景，敌方将领令狐潮不敢轻举妄动，手下的兵士争先恐后以弓箭射之，射了很久才知道放下来的是草人，但后悔为时已晚，因为张巡的军士已经“草人借箭”了数十万。
从以上的故事中我们得知，所谓的“草船借箭”并非孙权有意为之，而是为避免自己的船只倾覆，不得已的做法。实际上，历史中真正的“草人借箭”桥段要到唐代才有，《三国演义》巧妙地将孙权之事与张巡之事结合，并把故事的主人公换成了诸葛亮，为《三国演义》增添了不少戏剧性和趣味性，也不失为一例成功的改编。
实际上，在三国正史中，孙权“草船借箭”的桥段，还引出许多耳熟能详的典故。例如，正是在濡须对峙期间，曹操观看孙权军阵时，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
不唯如此，随着对峙期的加长，不识水战的魏军不仅军心涣散，还染上了疫病，战斗力严重下降。孙权得知后，给曹操写信道：“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结果曹操果然退兵。
不过，“草船借箭”的人虽然不是诸葛亮，我们的问题似乎还可以成立——
为什么在孙权乘大船观看魏军水阵时，曹操不令魏军放火矢呢?
火矢简史
史籍中最早可见有关火矢的记载，在《墨子·备城门》中，云：
“城上为攒火，矢长以城高下为度，置火亓末。”
这段记载同时提到了“火”“矢”二字，我们却不知“攒火”为何物。特别是所谓“矢长以城高下为度”，如果把“矢”解释为箭矢，则“矢长以城高下为度”就显得十分不合逻辑，因为城墙的高度显然要大于箭矢的长度。在一些史家看来，这里的“矢长”可能是“夫长”，这样一来，火矢便成了火竿，与箭矢没有什么关系了。
火矢除了《墨子·备城门》，在《周礼·夏官·司弓矢》中，则可见有关火矢的确切记载：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郑玄注：“枉矢者，取名变星，飞行有光，今之飞矛是也。”)
由于《周礼》成书至迟在汉代，说明至少在西汉时已经有用“火射”的弓箭“枉矢”。因此，既然火矢已经存在，在孙权乘坐大船去刺探曹军水军军情时，曹操完全可以射出火矢。然而，曹操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
首先，虽然历史上有关火矢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周礼》，但火矢在实战之中的正式运用，要晚到宋代之后。例如，在《宋史》中，便有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五月：
“兵部令史冯继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
到了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八月：
“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亲制火箭、火球、火蒺藜”
真宗年间，可以制造火矢的不止神卫水军一家，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有冀州团练使石普。记载中可见，火矢在宋代时已经成为弓箭作战的常规武器。对冯继昇、唐福献和石普所制造的这类“火矢”，在《武经总要》中，明确记载其形制。根据《武经总要》的论述，宋代的火矢，主要有两种形制，一是在箭首放置火药，二是在镞后放置火药(“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之，其缚药轻重以弓力为准”;“火药箭，则如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总而言之：(火矢)“凡燔积聚应可燔之物，并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床子弩，度远近放之”宋代时，不仅出现了大量有关火矢的记载，还详细描述了火矢参与实战的情况。据《三朝北盟汇编》引《避戎夜话》的记载，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当金兵南下直捣汴京时，汴京守军就用火矢与金兵展开激战。在这场保卫战中，宋军统制姚仲友建议在汴京的城东壁布防500人，每人发火矢20支，干矢50支，并在城墙上布置火盆，每个火盆内烧铁锥10个，以供20名火箭手发射火矢。
将火矢运用于实战方面，除了用火矢守城，在宋代，也可见用火矢进行水战的记载。从中可知，火矢用于水战的作战效果的确很好。例如，在《宋会要辑稿》中，就记载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监察御史林元平向朝廷建议造船以防东南沿海贼寇时，建议在水军战船中加载火矢的建议。
至于实战，根据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到了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工部尚书苏保衡曾率军队从海路南下攻打临安，结果在苏保衡大军行至密州胶县陈家岛(也即今胶州湾)时，遭到宋将李宝军的袭击，“宝命火箭射之，烟焰随发，烧廷数百艘”，导致金兵船只被焚，折损大半。
由此可见，水战中，火矢确实能够发挥比较好的效果。
至于在孙权大摇大摆地跑去“参观”魏军水军时，魏军为何不放火矢，除了考虑到三国时期火矢并未大规模运用到实战中，还有许多军事上的原因。
首先，在《三朝北盟汇编》引《避戎夜话》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运用火矢之前，军队必须先准备点火装置。正因如此，在宋金激战的汴京城中，由于宋人早就知道金人入侵，便在城墙上布置了火盆和烧铁锥。即便早有准备，宋军所布置的点火战备也只够20名火箭手同时发射火矢，可见，火矢准备的成本之高。有关火矢制作成本的问题，在《武经总要》的相关记载中也有体现。书中认为，火矢的制作要在普通箭头上或箭镞后绑缚易燃物，然后再进行点燃，以达到焚烧敌军的效果。然而，由于点燃火矢所需的油、火需求量大且不易运输，往往需要就地制作，在遭遇战和偷袭战中很难发挥作用。如此，即使在三国时期火矢已经被应用，由于魏军不可能料到孙权会亲自出寨观察曹操水军，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火矢，也就无从放矢了。
除了军备制作成本较高，难以大规模运用外，火矢也有难以精确瞄准目标的缺点。根据《武经总要》记载，火矢制备需要“凡燔积聚应可燔之物”，由于箭矢在绑缚可燃物后容易改变飞行轨迹，因此需要“缚药轻重以弓力为准”且“度远近放之”。
这些记载表明，相较于普通的干矢来说，火矢的命中更加难以把握。此外，由于火矢绑缚可燃物会导致穿透力减弱，最好用以焚烧特定作战单位(如谷仓等辎重单位)，而非用以直接射杀敌军，因为如果距离掌握不好，火矢有可能会在未靠近敌方对战单位之前便落入水中，失去应有的作战效果。
总之，火矢用于实战时还需要考虑具体情况，像游戏《全面战争：三国》之中的“燃火投矢”一般可直接命中敌方的完美抛物线，则近似神话传说了。
总而言之，即使从严肃历史的角度观察，“草船借箭”的故事发生时，魏军不放火矢也是有迹可循的。当然，作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描写“草船借箭”的故事时未必有如上考虑，但这不妨碍我们讨论一点有关火矢的历史知识。
